■ 观察家
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一点也不“闭关锁国”,可所有这些开放,却都是为了皇帝,而非民众,这样的“开放”,是一种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虚假的“开放”。
10月16日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将圆明园遗址当做警醒的标志,国耻的象征,将圆明园的毁灭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然而,150年前的中国人却并非如此,就在维克多·雨果奋笔疾书、痛斥其同胞野蛮行径的同时,大清国的官民们却似对这座园林的被毁相当默然。第一个向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上表要求勤王的封疆大吏袁甲三,和把“忠义血性”挂在嘴边的曾国藩,在其奏疏公文、私函日记中,问到宫殿、陵寝、太庙,却惟独没怎么提到圆明园的劫难;在遥远的浙江海宁濮院镇,有个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农村知识分子沈梓,在他无所不记的《避寇日记》里,对可靠、不可靠传闻记述详尽,却也几乎没提到圆明园。
这并非纯因为国人的麻木,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尚未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如果说,对“君父之忧”、“社稷之重”尚有些概念,那么对殖民侵略、民族耻辱之类则处于蒙昧状况。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圆明园既不是象征社稷的太庙,也不是象征政权的宫殿,而是神秘的夏宫,是皇帝休闲享乐的皇家私人园林,它的被焚毁,不过是皇家之耻,又与百姓何干?
这种意识并非毫无来由。王夫之曾批评中国帝王“合天下而仅奉一人”,圆明园固然富丽堂皇、藏储珍宝,却仅供帝王一家享用,它的存在,对广大中国民众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它的毁灭,对广大中国民众也无切肤之痛。
如今的人们常说,圆明园被焚的悲剧告诉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封闭自满、闭关锁国就要落后。然而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却一点也不“闭关锁国”。
参与设计建造的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西洋楼、大水法等昔日的“标志性景观”;富有西方宫廷建筑和皇家园林风格;酷爱西洋“玩意儿”的雍正,曾在园中各处亭台楼阁摆放仿制的西洋望远镜和眼镜;他的儿子乾隆则在三山五园的殿阁中陈列了许多精致的西洋钟表;圆明园四周,以“圆明园护军营”命名的八旗劲旅,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好的西洋式枪械……可所有这些开放,却都是为了皇帝,而非民众。这样的“开放”,是一种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虚假的“开放”。
必须承认,中国民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是在一次次痛苦和磨难中,被外国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入侵打醒的。可以说,是外敌的贪得无厌,令中国各阶层逐渐成为共同的受害者、受辱者,令国人逐渐认识到,被焚烧的不仅仅是皇帝私人花园,更是南北中国千家万户的田园庐墓,被劫夺的不仅仅是圆明园里皇帝私人的珍宝,更是南北中国千万普通人的财产、生计、饭碗。
然而人们不禁要感慨,倘若当年圆明园的主人能够早见及此,能够将“圆明园的开放”推广而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开放,那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当可更早萌芽,圆明园之耻———或者换言之,皇家之耻和中华民族之耻,也就不会发生。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这场150年前的劫难更应提醒中国人,开放应是造福于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而不能仅仅是“圆明园式的开放”。
□陶短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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