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海外寻宝遇阻力 专家：追讨需先摸底

　　“水龙头”：我拿什么追讨你

　　圆明园的旷世悲剧让国人倍感屈辱，昔日的辉煌在证明曾经强盛的同时，也只能使得其后的国族衰弱更显得刺目难堪。 150年后的今天，那些仍深藏在国外的博物馆中的、那些被装饰在私人家居中的、被那些异邦人把玩在手中的圆明园被劫文物，仍然时不时提醒我们去凝视那历史的惨淡阴影。

　　150年来，圆明园被掠夺走150万件文物，目前回归的却仅仅150件。而国际上堂而皇之进行的有关圆明园文物的每一次拍卖，都让国人本就难以愈合的耻辱伤口一次次迸裂。

　　圆明园兽首拍卖变成“闹剧”

　　2008年10月23日，法国佳士得拍卖行的一纸声明不啻于又在中国扔下了一枚氢弹。“佳士得公司将于2009年2月23日至25日举办‘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拍品中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国人曾经的历史屈辱感和爱国热情又一次被刺激沸腾起来。

　　在这一次的群体追讨中，中国的网民们投入了最大的热情，在有关方面没有及时作出应对的时候，民众已经通过互联网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而追讨文物的律师团、追讨文物的爱新觉罗家族后裔们也站了出来。但最后，一个叫蔡铭超的中国商人以“拍而不买”的游戏行为，让这场拍卖变成了一场闹剧。在他的频频出手下，圆明园鼠首和兔首的价格居然攀升到了1400万欧元。

　　蔡铭超的行为在坊间引起了热议，但是对他的行为最难以容忍的，是那些文物专家们，“回购只能使价钱越炒越高，最终还是坑害了中国人。 ”

　　对于这次法国人进行的圆明园兽首拍卖，国家文物局表明了态度：国家文物局坚决反对并谴责所有拍卖非法出境文物的行为。国家文物局不赞成境内机构和个人参与竞拍、购买任何被掠夺、被盗或非法出口的中国文物。国家文物局不承认对被劫掠文物的非法占有，并将继续依照相关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通过一切必要途径追索历史上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兽首回归价格却翻了一万倍

　　算上这一次，已经是圆明园兽首第三次出现在国人的舆论哗然中了。之前每一次的兽首出现之后，都会有一个中国企业的名字紧随其后进入国人的视野，其行动也曾不只一次地让国人陷入爱国主义的狂欢之中。

　　从北京地铁2号线上的东四十条站D口出去，就会看到新保利大厦。在写字间的9楼就是保利艺术博物馆，著名的圆明园四兽首就“藏身”在这个不算大的博物馆中。

　　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厅内，圆明园牛、虎、猴、猪四件兽首铜像单独占据了一个小厅。它们从右到左依次排放，背后整个墙壁是一幅放大了的圆明园海晏堂铜版图。与外面曾引出的喧嚣相比，博物馆安静得甚至有些冷清。

　　保利集团方面介绍说，2000年4月30日的中国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保利集团以740万港币拍下了猴首，接着又以700万港币的成交价拍到了牛首。仅仅过了三天，保利集团又在中国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拍下了圆明园虎首，而成交价却猛增到1400万港币。

　　兽首的再一次现身是在2007年，圆明园马首以6000万港币的天价在中国香港苏富比拍卖，并公开打出“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的刺激性标题。最后兽首被澳门首富何鸿燊购得。不久，何鸿燊将其赠送给保利集团博物馆存放。

　　专家介绍说，兽首是1985年一个美国古董商在加州一处私人住宅内无意中发现，牛首铜像被主人放在浴室中挂浴巾，而虎、马首铜像也被当成普通的园艺装饰品。古董商当时仅仅以每尊1500美元的低价买下了这三个铜像。

　　1987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会，台湾买家以16.5万美元买到猴首。随后1989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4.85万英镑、13.75万英镑、18.15万英镑分别购得牛首、虎首和马首。

　　兽首如国人所愿的回归了，可是其价格却从1500美元一路飙升到蔡铭超拍而不买的1400万欧元，价格几乎翻了一万倍。在国人爱国心的激励下，兽首这个皇帝花园中的水龙头居然完成了其“国宝”身份的蜕变。而回购的行为也屡屡被打上爱国的标签。

　　从几次铜兽首拍卖的流程来看，每次都是来自各方面的声讨之声伴随着拍卖开始，也跟着拍卖的结束而失声。每一次拍卖无疑都是成功的炒作，操纵者巧妙地以中华民族那人尽皆知的历史伤口为诱饵，利用了国家日渐富强后国人迸发的爱国热情，完美地猎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难怪文物专家们对此痛心疾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开玺教授说，兽首拍卖的幕后人恶意绑架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对中国人民的财产进行了第二次掠夺。

　　海外寻宝遇到了很大阻力

　　当沦为殖民地的苦难记忆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相碰撞的时候，希望圆明园文物的早日回归，似乎就成为了国人试图摆脱屈辱历史的一种最直接方式。所以当2009年圆明园管理处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前往美国、日本和欧洲寻宝时，国人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了，根本不在意主办方强调的此行的目的不是追讨文物，而是对海外可能存在的圆明园文物进行一次规模性的摸底。

　　寻访小组在美国的18天行程中，先后考察了9家博物馆，收集到近百张圆明园、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的老照片和图片，并发现了流失的圆明园文物。

　　只是一年过去了，圆明园赴欧洲和日本寻宝的计划已悄然搁浅，寻宝“计划暂时搁浅，让圆明园管理处的人感到压力很大。”其实，寻访文物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在重新启动计划前，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前期摸底准备工作，否则仓促之下，收获不会很大。“圆明园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黎红说。”目前赴欧洲、日本的条件还不成熟，经费没有到位，最重要的是前期的文物摸底工作也不成型，和原本设想的差了很多。

　　据专家透露，这次在美国海外寻宝活动遇到的阻力很大，一些博物馆甚至对寻宝小组严防死守，“人还没到，对方就已经安排好了律师。 ”而且这一次“低调”的寻宝行动在欧洲同样引起了各国博物馆的警惕。

　　圆明园海外文物追讨需先摸底

　　就圆明园文物追讨这一话题，我们特别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开玺教授。

　　辽沈晚报：关于圆明园海外文物追讨，我们目前最迫切要做的是什么？

　　王开玺：就目前的情况看，对流失文物的摸底要比追讨现实。我们必须先要知道我们丢了什么，而丢失的东西现在在哪里，也就是说，摸清我国文物流失的基本情况。

　　辽沈晚报：诸如兽首之类的，我们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是不是就可以追讨了？

　　王开玺：过去被侵略者掠夺走的东西，他不会承认是掠夺而来的，他要归还就不得不首先承认这是掠夺所得。而我们必须要拿出证据证明他的藏品是掠夺来的。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某些外国人通过合法交易的形式，取得该文物的所有权后带至国外的文物；二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时候掠夺走的，这部分文物皆为文物的精品、珍品或是绝品，数量估计应在150万件以上；三是一些西方国家以各种名义从中国盗窃、盗掘、盗买掠夺的，非法走私出境的，数量估计有1500万至2000万件。对于第一类的文物，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进行追讨。对于第二、第三类情况，我们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搜集足够的相关证据资料，以证明流失文物为非法出口，据理索还。

　　向没有缔约的国家追讨很困难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迄今已有9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1995年6月在罗马通过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此公约的适用范围包括：国际范围内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和归还违反文物出口法律走私出国的文物的请求。公约确立了被盗文物返还的三个原则：非法挖掘的文物也视为被盗；被盗文物的持有者应该归还被盗文物；被盗文物的善意取得人在归还文物时，有权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

　　辽沈晚报：现在一谈及回归，人们总是很喜欢说，根据国际公约被抢掠的文物都应归还原属国，用法律说话，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

　　王开玺：很遗憾，在我们的文物追讨过程中，有些文物劫掠者，往往特别强调“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原则，使这些国际公约很多时候失去了效力。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英、美、法等国并没有加入公约，因此，当我们向这些没有缔约的“文物流入国”提出追讨要求时，遭遇到了许多人为制造的困难。

　　追讨要慢慢形成新的国际惯例

　　辽沈晚报：也就是说公约也不能确保我们追回文物了。

　　王开玺：中国政府于1997年3月签署公约时，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但主要西方国家并不受这种单方面声明、原则的约束。

　　现当代国际法的条文渊源，一个是国际条约形式的条约国际法，另一个则是国际惯例形式习惯国际法。我们有可能推动国际公约得到践行的是国际惯例。鲁迅先生有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国际上已多有追讨被抢文物成功的先例，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追讨下去，讨回的文物多了，次数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了新的国际惯例，迫使那些国家接受公约约束。

　　辽沈晚报：这个过程似乎相当漫长。

　　王开玺：当年埃及为了讨回自己的文物，向法国追讨了166年。埃及成功经验一是要坚持不懈，二是追讨文物关键是要有个专门的机构去进行。目前我们国家这方面有所缺失，既无专门机构也无足够的资金支持。

　　花钱去买等于承认掠夺合法

　　辽沈晚报：近年来，圆明园文物大多是在拍卖会上花高价购回。民间力量似乎已经成为了促使文物回归的主力。

　　王开玺：除了某些极具文物价值，而又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追讨的文物之外，对于其他文物，我是坚决反对高价回购的，否则的话，就使得那些被劫掠文物的身份变非法为合法了。

　　辽沈晚报：但是国际公约不是并不能确保追回文物的吗？

　　王开玺：其实要是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也并非毫无办法，那就是去研究侵略者掠夺圆明园当时他们本国或本地区的法律或区域国际法。如果在他们当时相关的法律中有归还这方面条款的话，将有可能成为我们追讨文物的突破口。当然这需要国家出面支持，而以后走法律程序时，也需要国家作为诉讼主体。

　　关于文物追讨，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则是非常非常曲折的。

　　本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 特派北京记者 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