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研讨佛教护国思想

　　中新社北京10月16日电 (记者 刘舒凌)一场“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16日在此间福慧慈缘文化会馆举行。有北京学者提出，中国可借鉴佛教政治观、和平观和道德伦理观，为转型期的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治国方略和治心安邦良策。

　　当天，北京、杭州、西安等地宗教学、哲学学者与佛教界人士汇集北京，就中外佛教护国思想的理论、历代实践及现代内涵提交20余篇论文。

　　佛教“护国”思想散见于多种经典中，其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法华经》、《金光明经》并称“护国三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研究员指出，大乘佛教以“护国”为佛教教义的功能，为佛教佑护众生的体现；标准是实现国泰民安、政通人和。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成建华在其论文中指出，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曾在《仁王护国经讲义》序言中阐释“政治之目的，在乎护国教民；佛教之大乘，在乎利生救世。如车两轮，阙一不可。非教无以补政治之不及，非政无以使佛教之流行”；蔡元培在其《佛教护国论》中开宗明义“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也”，强调佛学化导人心。

　　成建华说，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佛教的政治观、和平观和道德伦理观，辅世导民，移风易俗，为转型期的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治国方略和治心安邦的良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暨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何建明介绍，1930至40年代救亡图存的艰难时期，中国佛教界冒强敌死亡威胁，以佛教救苦救难精神参与抗战，组建僧侣救护队、掩埋队、抗日僧军团、佛教伤兵医院。

　　他认为，中国佛教徒在抗战中奋起，既是对国民意识和国民责任的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他们重新认识佛教、走上佛教革新之路的一种觉悟。他说，当时中国佛教界改变了社会对于衰败的佛教的排斥，是因为佛教革新领袖太虚大师自觉认识到“政教分离并不等于佛教不关心社会政治，而是要通过参与全社会的救亡图存运动才能真正使佛教有革新与复兴的希望”。

　　何建明说，现代政治可为佛教复兴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西藏那曲地区罗坡寺住持贡赛宁波仁波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李海涛等专家学者分别以《藏语系文化的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观与护国形迹略考》、《朝鲜—韩国佛教的护国思想与实践》等为题发表论文。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在致研讨会的信函中表达，佛教传入中国2000余年来，以大乘佛教精神为主体的中国佛教始终以护国利民、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其指导思想，形成爱国爱教的传统；《仁王护国般若罗蜜多经》、《金光明经》等经典中的护国思想和古代高僧大德“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爱国实践值得发扬。

　　传印表示，希望通过学术界与佛教界共同研讨的方式，推动佛教在新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此次研讨会系由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重庆华严寺与佛教在线共同主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