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诺贝尔文学奖的面子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实至名归，而且是众望所归。瑞典学院也以此挽回了一点面子。盖因十余年来，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选择使诺贝尔奖惨遭诟病。至少是它的“理想主义”取向受到了政治偏见的严重浸染。当然，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它决计离不开政治，但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说了算。

　　且说巴尔加斯·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他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但个人生活却演绎得令人困惑。首先是与表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使人猜想他是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人生。

　　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和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出身贫寒；母亲却是世家小姐。略萨10岁时离开体面甚至不乏贵族气息的外祖父家，随父母迁至首都利马，不久升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与舅母的妹妹胡利娅姨妈相爱，被校方视为大逆不道，同时也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1953年，巴尔加斯·略萨再次违背父母的意愿，考入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9年略萨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发表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4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城市与狗》是略萨的成名作，写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小说开门见山，把一群少不更事的同龄人置于军人专制的铁腕之下，把学校还有所在的城市描写成一座巨大的训犬场，学生则是一群被悉心教养的警犬。他们在极其严明的、非人道的纪律的摧残下逐渐长大。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过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法则像巫师的魔咒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谁稍有不慎，就会遭至灭顶之灾。小说出版后立即遭到官方舆论的贬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当众将1000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文学评论家路易斯·哈斯在记叙这段插曲时转述作者的话说：“两名将军发表演说，痛斥作者无中生有、大逆不道，还指控他是卖国贼和赤色分子。”

　　《绿房子》被认为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代表作，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秘鲁内地的落后和野蛮：在印第安人集居的大森林附近，有一个小镇叫圣玛利亚·德·聂瓦。镇上修道院的修女们开办了一所感化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要在军队的帮助下，搜捕未成年女孩入学，在学校里重新接受命名和教育。学校实行全封闭的准军事管理，几年下来，女孩们被培养成“文明人”，有偿或无偿送给上等人做女佣。在一次例行的搜捕行动中，小说的女主人公鲍妮法西娅被抓住并送进学校。她在嫫嫫们的严厉管教下，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许多闻所未闻的“文明习俗”。鲍妮法西娅因同情放跑了不堪虐待的小伙伴，被逐出修道院。就在她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叫聂威斯的人收留了她。聂威斯曾是个军人，后在各色社会渣滓云集的亚马孙河流域附近干走私的勾当。聂威斯和情妇为巴结警长，有意安排鲍妮法西娅与警长利杜马相识。不久，聂威斯遭到逮捕。此后，警长带着鲍妮法西娅回到故乡皮乌拉。曾几何时，皮乌拉还是个世外桃源。但一个名叫堂安塞尔莫的人使一切都改变了。他在城郊盖起一幢绿房子，它是皮乌拉的第一座妓院。从此以后，皮乌拉失去了安宁，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利杜马应朋友何塞费诺之邀到妓院鬼混，锒铛入狱。何塞费诺乘机霸占了鲍妮法西娅。待玩腻后，他又一脚把鲍妮法西娅踢进了绿房子。

　　《绿房子》被认为是秘鲁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广阔生活画面，对秘鲁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病态和畸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描写。由于小说采用了几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故事情节被有意割裂、分化，从而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多层次的梳理、多角度的观照。不同的线索由一条主线贯穿起来，便是鲍妮法西娅的人生轨迹：从修道院到绿房子。西方语言中的“绿色”相当于汉语里的“黄色”。显而易见，绿房子是秘鲁社会的象征。主人公鲍妮法西娅则是无数个坠入这座人间地狱的不幸女子之一。几条线索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她身边平行展开。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巴尔加斯·略萨因此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酒吧长谈》是巴尔加斯·略萨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小说，写1948年至1956年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秘鲁社会现实。作品人物众多，结构复杂，但中心突出。它鲜明的反独裁主题使作者沉积多年的怨愤得到了宣泄。诚如略萨自己所说的那样，“同斗牛一样，军事独裁也是利马所特有的。我这一代的秘鲁人，在暴力政权下度过的时光，要长于在民主政权下度过的时光。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独裁政权就是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将军从1948年到1956年的独裁，在这期间，正是我这种年龄的秘鲁人从孩提到成年的时期。奥德利亚将军推翻一个阿列基帕籍的律师，这就是何塞·路易斯·布斯达曼特，他是我祖父的一个表兄弟……他只在任三个年头就被奥德利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我小的时候，很钦佩这位打着蝴蝶领结、走路犹如卓别林的布斯达曼特先生，现在仍然钦佩，因为人们说他有着我国历届总统所不曾有过的怪癖：他离任时比上任时更穷；为了不给人以口实说他偏心，他对待对手宽容，而对自己人却很严厉；他极端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杀”。奥德利亚上台后，秘鲁恢复了野蛮的传统。他腐化堕落，政府官员中饱私囊，他们贪赃枉法，镇压异己，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略萨青年时期走出的关键一步就是进入富有自由传统的圣马科斯大学。“早在军校的最后一年，我就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是以一个小孩子的浪漫方法发现社会偏见和不平等的。因此，我愿意同穷人一样，希望来一次革命，给秘鲁人带来正义。”然而，在此之前，独裁者几乎捣毁了这所大学，略萨经历了这一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继而又转向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中的小萨多少带有作者的影子(作者大学时代绰号叫“小萨特”)。

　　小萨是作品的主人公，他的内心独白以及他和别人的对话是作品的基础。小说以他和曾经是家庭司机的安布罗修的相遇为契机，“记录”了他们在叫做“大教堂”酒吧的促膝长谈。整部小说就在他们的长谈中渐次展开。小萨的许多生活细节和经历都能使人联想起略萨。因此，说小说具有自传色彩并无不可。小萨和安布罗修的话题紧紧围绕秘鲁现实而展开，先后涉及从将军到乞丐凡60多个人物。他们遵循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不把他人视作自己的敌人(萨特语)。以至于小萨最终得出了“你不叫别人倒霉，你就得自己倒霉”的结论，这与萨特的言论如出一辙。

　　小说完全把秘鲁社会描写成了现代斗兽场，其中的许多细节都能使有过类似噩梦的人感同身受。但是，总体上讲，由于几乎完全用对话敷衍开来，《酒吧长谈》多少显得有些冗长和散漫。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并未达到《绿房子》和《城市与狗》的高度。

　　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伊塔》《谁是杀人犯》《继母颂》《利图马在安第斯山》《情爱笔记》《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天堂的另一个街角》和《坏女孩的淘气经》(又译《坏女孩的恶作剧》)等，另有剧本《塔克纳小姐》《凯蒂与河马》《琼卡姑娘》和《阳台狂人》，文学评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博士论文，1971)、《永远的纵欲：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顶风破浪》《谎言中的真实》等。

　　巴尔加斯·略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马尔克斯闹翻后，开始了文学观念上的重大转变。80年代，他五体投地地推崇起博尔赫斯来。他说：“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曾经狂热地阅读萨特的作品，由衷地相信他断言作家应对时代和社会有所承诺的论点。诸如‘话语即行动’，写作也是对历史采取行动等等。现在是1987年，类似的想法可能令人觉得天真或者感到厌倦——因为我们对文学的功能和历史本身正经历着一场怀疑的风暴——但是在50年代，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文学应该对此有所贡献的想法，曾经让我们许多人认为是有说服力的和令人振奋的。”“对我来说，博尔赫斯堪称以化学的纯粹方式代表着萨特早已教导我要仇恨的全部东西：他是一个躲进书本和幻想天地里逃避世界和现实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傲视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作家，他甚至公开怀疑现实，嘲笑一切非文学的东西；他是个不仅讽刺左派的教条和乌托邦思想，而且把自己嘲弄传统观念的想法实行到一个极端的知识分子：加入保守党……”“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博尔赫斯的出现是现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当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

　　但略萨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妥协甚至是十分矛盾的妥协。这一妥协的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为了用文学家的理想改变现实，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一年，结果以败北告终。更难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巴尔加斯·略萨。

　　与此同时，略萨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即曾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巴尔加斯·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舅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二者分别以奇数章和偶数章交叉进行。奇数部分充满了自传色彩，从人物巴尔加斯·略萨与胡利娅姨妈从相识到相知直至相爱结婚说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着手创作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巴尔加斯·略萨完全交出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1981年，《世界末日之战》的出版标志着巴尔加斯·略萨开始放弃当前的社会现实而转向了历史题材。小说写19世纪末处在“世界之末”的巴西腹地的一场大战。作家库尼亚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传世的《腹地》。而略萨的选择具有明显的重构意图：展示卡奴杜斯牧民起义的积极意义。但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当一部分读者对作者的“炒冷饭”做法不能理解。

　　好在略萨以后的两部作品又奇怪地回到了秘鲁现实。其中《狂人玛伊塔》写无政府主义者玛伊塔的革命，《谁是杀人犯》写军事独裁期间发生在空军某部的一起乱伦谋杀案。但紧接着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前者写为人继子的少年阿尔丰对继母怀恨在心，装得天真烂漫骗取继母信任，从拥抱到亲吻直至占有她的肉体。阴谋得逞后，他假借作文向父亲透露秘情，气得后者当即将妻子赶出家门。《情爱笔记》依然从阿尔丰的角度叙述他与继母的关系。小家伙逐渐发现自己在蓄意伤害继母的过程中，实际上已慢慢地爱上她。这种矛盾关系以巧妙的形式敷衍开来：阿尔丰一面消释父亲的“误解”，一面模仿父亲的笔迹和口吻写下“情爱笔记”。它们由小家伙亲自送到继母手中。最后，继母重新回到了有两个男人爱着的家。这两部小说堪称略萨“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不少争议。有读者甚至攻击略萨写这些“有伤风化”的作品是一种“堕落”。

　　略萨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说法。何况类似情怀并没有完全淹没他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推出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这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紧接着他又以《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家族先辈和画家高更的故事，之后则以《坏女孩的淘气经》反思了1968年一代以及震惊世界的大学潮，从而回归宏大叙事的势头益发明显。这才是他，幽伏含讥，并写两面，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以“小我”拥抱“大我”的民族良心、社会良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尔加斯·略萨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的转向与西方后现代思潮和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无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淡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推动了相对主义的泛滥，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而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实际上只不过是跨国资本主义一元化的表象而已，跨国资本主义也只有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狂欢氛围里才如鱼得水。

　　陈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