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野忆曹禺：他对北京人艺的感情是深邃的

　　怀念曹禺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二岁，是华北大学文工二团的成员，随团到天津、唐山等地演出，由于这次我只是担任小戏的导演，没有上台演出，所以演出准备就绪后，就决定让我回北京了。九月底我到了北京，马上听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将于十月一日在北京举行！苏联方面将派出阵容强大的文化代表团来京祝贺新中国成立。文化代表团团长是法捷耶夫，副团长是西蒙诺夫，两位均是苏联的著名作家，随团而来的还有一个苏联红军歌舞团。为了接待苏联朋友，中国文艺界要组成一个接待组，我被告知回来得刚好，马上参加这个接待组的工作，记得我们团的田冲和方琯德也参加了。这个接待组的组长正是曹禺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曹禺，并与他共事。副组长是金山。

　　当时曹禺三十九岁，风华正茂，精神焕发。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那时有许多各界名流、民主人士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他们的衣着很显眼，当时像文工团、机关干部都是清一色的灰土布制服，组织上特别为这些名流雅士量身做了米黄色卡其布中山装，他们去参加各种活动也比较随便，但曹禺提议他们向解放军战士学习，排着队走路，他还不时喊着“一二一”，神情极为认真，充分显示出他的天真和对新中国成立的由衷喜悦。

　　开国大典在万众瞩目中举行了，时间在十月一日下午。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整个中国沸腾了。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晚会。由苏联红军歌舞团演出，曹禺带领接待组忙前忙后。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我有机会那么近距离地见到伟大领袖，作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激动之情可以想象。

　　随后，苏联红军歌舞团继续演出，有时演出地点条件很差，甚至要搭建临时木板舞台。这期间，一直是曹禺带领我们接待组认真地工作。有时，曹禺还要发表即兴讲话，他总是饱含激情，很有感染力。

　　开国大典之际，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了，欧阳予倩请毛主席亲自题写校名并任第一任院长，曹禺被任命为副院长。一九五二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成为我们北京人艺的院长。

　　一九五四年，中央戏剧学院开办表演干部训练班，由苏联专家库里涅夫主持授课，从全国话剧院团招生。苏联专家看过我演的戏，点名要我参加考试。除了表演专业考试外，还有口试，考场有三位主考官，两位苏联专家，另一位是曹禺。苏联专家问我，作为一个演员，最想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用不着考虑，”我回答说，“我最想演的角色有三个——哈姆雷特、屈原和曾文清。”苏联专家又问，曾文清是哪部作品中的角色？我告诉他们，那是曹禺笔下《北京人》剧中的人物。曹禺没有说话，一直看我，好像也没什么表情。

　　一九五七年，剧院排演《北京人》，田冲担任导演。我从表训班毕业回到剧院，正在办剧院在职演员的表演培训班，且是教课最忙的时候，本不可能有机会参演排戏。但《北京人》建组后，忽然通知我，决定调我去剧组演曾文清。机会来得突然，我没有时间仔细准备，还要兼顾教学，尽管下了很多工夫，很用功用心地去演，但总觉得达不到我心中这个人物的高度。

　　曾文清生于名门，文采斐然，能诗擅画，还会扎风筝、玩鸽子、品香茗，还抽大烟。我懂这样的人物，做了努力，有很多想法，想把他复杂的性格展现出来，但总觉得和自己的设想有差距。有一场戏是曾文清半夜围炉品茶，心里想着愫芳，吟了几句《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我很想把这几句词吟诵出来，旧时文人惯于吟诗诵文，这种形式韵律感极强，非常适合表达人物此时复杂的心境。我专门请教了几位中文教授和专家，还得到一些吟诵资料，但我觉得那些曲调都太简单，有些不符合曾文清当时的心情。田冲特意谱了一段旋律，我笑言他写的曲调太流行，也不适合。最后，我遗憾地放弃了这个处理。

　　《北京人》演出了，我演的曾文清还是得到了肯定，但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我对曾文清这个角色十分理解和喜爱，本该演得更丰满，因为他是曹禺笔下极具神韵的人物。“文革”后，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一次在老舍故居接受电台关于老舍和曹禺的采访时，我忽然悟到了《北京人》的真谛。曹禺成名于《雷雨》，但他创作中寄予感情最深的是《北京人》。这出戏传达给观众的并不仅仅是愫芳和瑞贞的出走，也不是那个“北京人”的一声：“我们走！”观众能感受到曾家一家人都才华横溢，不只是曾文清、愫芳文采斐然，曾皓也忧心孙子曾霆“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思懿也很能干，连江泰都很有见识。这是一群有文化、有本事的人，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手足无措，只能枯萎、腐朽。这种环境不冲破不行。曹禺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这无奈的悲剧，没有说教。

　　曹禺的戏经久不衰，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几十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话剧演员，很难说出有谁没演过曹禺的作品。

　　一九八四年，轮到我选剧本导戏，想到剧院八一级学员班的年轻人刚毕业，没来得及以名剧作为毕业剧目，我想为他们排一部戏，算是曾教过他们一段时间，现补上一堂实践课吧。我选择了曹禺改编自巴金小说的《家》。从导演角度说，选个“老”剧本似乎有些费力不讨好，但两位顶级作家共同打造的作品可以培育年轻演员。剧中写了老中青三代人，时代感极强，于是，我请剧院的老演员、中年演员参演这个戏，让刚进入剧院的年轻人和他们同台。我的本意是为这班年轻演员选剧目，但终究不能让每个人都得到重要角色，以至于有人失望或抱怨，现在补说一句：对不起。在排练厅，只要到了排戏间歇，所有老演员和中年演员都围着年轻人，给他们说戏，共同探讨剧本和人物，年轻演员听得认真，获益良多。排练场弥漫着难得的创造气氛。

　　《家》的演出效果不错，剧院和剧协都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十分肯定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排戏，培养年轻演员的路子。几位青年演员在表演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扮演瑞珏的罗历歌还荣获了当年的戏剧梅花奖，这对刚刚登上舞台的演员来说是难得的肯定。

　　建组之初，我们曾请曹禺院长来讲解剧本和时代背景，戏演出了，我请他来看戏，那时，他因病正在上海住院，医生不同意他出院，他拗不过医生，写信给我，说：“《家》在我们北京人艺上演，你费了不少精力。培养年轻演员，让成熟的中老年艺术家领他们上路。北京人艺的前途便大有希望。剧院、观众尤其是我们的党盼望有更好的出色的青年演员早些露出光彩。在巴老(巴金)处看见《家》的节目单，如在报上有评论，希望能剪下一阅。”

　　曹禺对北京人艺的感情是深邃的。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剧院正在上演曹禺的《王昭君》。一天，演出前，曹禺突然来到后台找我，他说：“天野，麻烦你一件事，我准备了一本画册，请全院的同志——演员、舞美、剧场、炊事员、领导、各部门的人员，能写能画的便写上几句，画上几笔，实在不行签个名字也好。”后来，他又特别来信叮嘱，一定要找到全院每一位同志，不要漏掉，留言不要称他为“院长”，不要写些赞美的词句，不要弄脏，不要掉了，写字时，每页中间要夹上纸，不要透到反面，他想等更老时，不方便出门了，时常看到北京人艺的老朋友们的笔迹。

　　我答应下来，耗时半年收齐了全院所有人的诗画签名，用了厚厚的两本画册。曹禺离世后，我无意间提起此事，李玉茹大姐细心寻找，真的找出了这两本画册，画册保存得很好。

　　曹禺在托付画册一事时，还在信中说道：“我万分感谢所有北京人艺的同志们，几十年相处，虽快，也不容易。我是永远装着敬意，抱着深深的情感想念你们的。”

　　今年是曹禺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我们同样装着敬意，抱着深深的情感怀念着他。

　　蓝天野 口述 王 甦 整理

　　(本文作者系北京人艺演员、导演，现已离休，任北京人艺艺委会顾问。主演过话剧《蔡文姬》、《茶馆》、《北京人》、《王昭君》等；导演过话剧《故都春晓》、《贵妇还乡》、《吴王金戈越王剑》、《家》、《秦皇父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