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万抗美援朝烈士寻踪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4)

　　最早的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美化。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地处抗美援朝战争前沿，许多重要的悼念活动都安排在这处陵园进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先后来到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东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还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地区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个别牺牲的志愿军高级领导干部迁葬国内。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这是李湘带领67军打出的战绩。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当时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留有李湘的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