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给邓小平做翻译:他从来不需要外交部准备稿子

　　●名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亲自面试中方英文翻译 ●申办世博会前，使馆建议国务院领导最后陈述时不要念稿子，要背出来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施燕华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她是第一批进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驻法使馆公使衔参赞等职。1991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2000年退休。现为外交部英文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等。

　　邓小平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

　　施燕华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就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了。此后直到退休，她的职业生涯便在翻译与外交官这两个角色之间交替转换。1975年她从联合国回到国内，这时中国的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在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间，她更多地担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

　　施燕华：我那时候做口译基本都是双向的翻译，既要英译中也要中译英，因为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没那么多，国外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中文翻译——连美国那时都没有特别好的中文翻译，重要的会谈我也要做双向翻译。现在交流多了，国外学中文的兴趣很大，连一些小国家，像瑞典都有了中文翻译，单向翻译增多了。

　　外国人说的英文也是“八国英文”，有时候听起来也是很困难，比如尼泊尔人发音p和f不分， fish变成pish，那你根本不懂是什么。中国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我就说比较高级别的领导人啊：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很难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说“日”和“二”是不分的，“日本人”湖北人说是“二本人”，开始我根本就不懂，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习惯。邓小平的四川话相对来说好懂一点，但是四川话“四”和“十”不分，我就每次都给他做个手势，我大体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就会说：“不对，是十。”

　　我后来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那些年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以及随同他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见外宾以前会提前进来，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坐在那儿，他就问：“有什么情况啊？”这是问这些外宾这几天有什么情况，我们外交部的同志说：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他说：简报我已经看了，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他说：“那就不要说了。”然后他就不动了，坐在那儿，考虑他自己的。我们在旁边都不敢弄出声音，屋里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他抽抽烟。等时间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他说：请吧。

　　每次给他做翻译，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说法。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讲到台湾问题，他提出来：“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翻好。还有一次，他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谈。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是他早就有所考虑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

　　如果法拉奇问得太出格，领导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

　　在为邓小平做翻译那个时期，对施燕华而言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法拉奇的那次采访，是她两次申请遭拒后，由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向邓小平引荐的。问答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次采访的过程也被许多中国新闻从业者和高校新闻采访课奉为经典。

　　施燕华说，法拉奇的问题很尖锐，再加上话题都是当时国内、国外比较关注的，所以她精神上等各方面的压力很大。

　　施燕华：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多位知名政治家，如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瓦文萨等等。她以提尖锐问题见长，问问题不顾情面，甚至尖刻。

　　在那之前我是一点都不了解，以前连法拉奇这个人都没听说过，因为我是学英文的，她是意大利记者。开始的时候，外交部安排的是意大利语翻译，后来是她提出来要用英文翻译，因为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她已与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德国《镜报》等10多家西方报纸签约，全文发表她的采访。如果把意大利文翻成英文要用很长时间，她想略过这一道，直接用英文采访写作。

　　所以是提前一天，我们领导才跟我说。那时候，说实话外交部对她不是太感冒，就怕她对邓小平不恭，提出一些什么不好的问题，当时跟我说采访时间不会长的。但是法拉奇要事先见见我，她很慎重的，看看这个译员能不能担当其采访的翻译。

　　8月20日那天我就去了，天气挺热。她住在民族饭店，民族饭店那时候正在修理，西边那一半开始装空调了，东边这一半没有。有空调的地方外国人相对多点儿，她为了避人住在东边。我敲门进去，二层楼就不是很亮，屋子里黑黑的。法拉奇穿着深颜色的衣服，牛仔裤，抽着烟。一进来她就问我很多问题，就好像求职面试一样，问：你给谁干过翻译？你给邓小平做翻译有多少次？大都是这样的问题。“面试”之后，她就提出来要保密，她说，因为记者都认识我，我来北京后现在都不出去，我怕人家认出我，会怀疑我来干什么。她要弄独家的，给人家知道不好。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人就像巫婆一样，很神秘。最后她拍拍我的肩膀：好，我相信你。

　　至于第二天的采访，她也谈了一点，她说我之前看了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我看了好多你们文化革命什么的书，所以我就要多问些国内的问题。具体哪些问题她没有说。

　　结果就是，第二天她问了那么多刁钻的问题。

　　正式开始提问，她一上来就说毛泽东，她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 我听了这样的开场，就觉得来者不善，她是要讲毛泽东的事情。法拉奇连续发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我当时感到这次采访很敏感，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听她问了这些问题邓小平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谈，好像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你想想看，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内也是有疑虑，思想也是很混乱。

　　1980年1月份，华国锋会见一个非洲国家总统的时候，这个总统一坐下来就说，听说你们在批判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当时争取独立，就是拿着小红宝书。哎呀他很厉害的，一坐下来就是那样说，很不客气的，他们很着急。这些都是一个信号，要让国外正确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国内思想稳定。我感觉邓小平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他是有所考虑的。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互相你来我往，讲得很快，但是谈的都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约她再谈，她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蹦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