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讲述者
张懿媛
193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回到江西。1953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勤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奔赴朝鲜。1955年2月,在演出途中翻车受重伤,被评为“三等甲级荣誉军人”。1956年1月,回到广州,在广州市群众艺术馆歌舞部工作,直至1988年退休。
在轰炸威胁中上台演出
羊城晚报:您当年在广州读艺术院校,为什么会走上战场成为志愿军战士呢?
张懿媛:1953年,当志愿军总后勤政治部文工团的团长到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来招演员的时候,我正在读音乐系。以前一直都向往军旅生活,这回总算能如愿以偿,而且又能用到自己的专长,甭提多激动了!
我自己主动要求去舞蹈队,因为很喜欢!由于年龄偏大、没学过,身段比较硬,所以,我每天五点多钟就起来,在宿舍外面,将腿架在几个汽车筒上练功。就这样练了一个多月,就开始排节目,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中朝友谊舞。
羊城晚报:在朝鲜战场演出,一定是很特别的景象吧?
张懿媛:这是一个特别的战场。表演任务多,不分白天黑夜。演出的地方都是在战地山头上。把乘坐的汽车两边的板子放下来,几辆汽车一拼,就成了“舞台”。在这样的“舞台”上跳舞,台板就一直摇个不停,哈哈。
羊城晚报:那你们遭遇过危险吗?
张懿媛:刚到那里听到枪声很害怕,后来就无所谓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抱着牺牲的心情上战场的,生死的事看得比较开。有时演出的时候,也会碰到飞机的袭击,很多文艺小分队就这样被炸了。
朝鲜的冬天很冷,但即使是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我们还是穿着宽袖子的绸质衣服跳新疆舞,手都冻肿了。所幸战士们总是非常热情,让演员情绪也很高。
晚上太冷,不烧炕就睡不了觉。所有人都要上山去砍柴,当时的规定是:男同志3000斤,女同志1500斤。而美国鬼子在朝鲜的山头丢了很多的风雷弹,像蝴蝶一样四个叶子,一碰到叶子就爆炸。所以上山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请你尊重中国的礼节”
羊城晚报:毕竟是出国作战,纪律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张懿媛:1953年9月31日,志愿军司令部要求我们团派人参加驻朝鲜大使馆组织的国庆庆祝会。女战士都穿着裙子,脚蹬高靴,绑着两条辫子,很漂亮,很精神。刚坐下不久,金日成和彭德怀两位领导就走过来了,就坐在我们前面。我还听见金日成用东北话向彭德怀介绍演员以及节目的内容,这一次是我们跟领导离得最近的场合了!
晚饭后,鸡尾酒会开始。领事馆的同志提前叮嘱,喝酒不能喝醉,跳交谊舞不要出洋相,因为以前有些外国人跟文工团员跳着跳着就开始吻姑娘了,害得女孩大叫“救命”,所以他叮嘱我们千万别喊叫,只要拒绝就是了。
羊城晚报:那你们有没有遇到?
张懿媛:怎么没有?我和一个波兰领事馆的官员跳快三,他又矮又胖,跳着跳着我就快被他的大肚子顶起来了。跳完以后,我们司令员就找到翻译,希望这个官员注意。这个波兰官员马上说:“你们的姑娘太可爱了,我真想吻她们啊!”司令员忙说:“不行,不能吻,请你尊重我们中国的礼节。”他才连忙说:“对不起,我以后会注意的。”
翻车受伤留下长短腿
羊城晚报:后来您是因为受伤才离开朝鲜战场的?
张懿媛:是啊,不仅离开了战场,还留下了终身的疾患。1955年2月22日,我们团要为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召开的党代会演出歌舞和曲艺节目。快到目的地时经过一个石桥,桥面结了冰,非常滑,没有栏杆,再加上司机是新手,所以一不小心就翻车到了河里。全车16个人,其他人都被盖在了汽车下面,除了我坐在车的最后面,被甩出车去五六米远。事故中,我的左腿股骨断了,右腿膝盖摔了一个大血包,还有严重的脑震荡。
战地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牵引床,只能五六个战士帮忙,把我的腿拉直,然后医生给打上石膏。一动不动地躺了五六个月,起来的时候头晕得不得了,走路要从头学起。
羊城晚报:那为什么说还留下了后遗症呢?
张懿媛:后来,组织上决定将我们几个重伤员送回国治疗,我转到了沈阳陆军总院骨科。结果医生们发现我的腿根本没有对好,而此时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主治医生想拉断骨头重新接上,但没能拉开。最后,医生决定用牵引床,但最终还是没能完全拉直,所以我的左右腿长度相差五毫米,被评为了“三等甲级伤残军人”。不过我是跳舞的,要漂亮,所以穿高跟鞋练走路,一点都看不出腿是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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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琼、张凌、李崧、焦林涛、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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