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欢忆父亲曹禺:每一封信都有五六张纸之多(图)

　　爸爸曹禺和我

　　◎我保留着爸爸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在我和姐姐当兵的时候，他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每一封都有五六张纸之多，最长的一封信是十一张信纸。最近我又拿出爸爸的信，看着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我觉得爸爸就像一直在看着我的生活，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直到今天依然指导我的人生。

　　一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那时我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我爸爸被打倒，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被斗争。我家的大门口刷满了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姐姐在学校里参加运动，我只能整天呆在家里与父母分担他们的痛苦。红卫兵多次到家中抄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对我爸爸这类所谓黑帮怀有同情，另一派“造反派”则恨不得对他们置于死地。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导演林兆华当时就是北京人艺的“保皇派”。我爸爸原来的司机也是“保皇派”，他和剧院的工人师傅早早来到我家，把我爸爸的书房贴上封条，盖上了他们红卫兵组织的大印，这样我爸爸的书才得以保住，没有被可怕的造反派毁掉。

　　记忆最深的是1966年底，一天深夜，我被砸门的响声从梦中吓醒，原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来抓我爸爸。那时我才11岁，吓得不敢动弹也不敢哭，眼看着他们把我爸爸从床上揪起来，厉声喝斥，让他跟他们走。爸爸只来得及穿上一件棉袄就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妈妈问他们要把爸爸带到哪儿去，他们理也不理。那次深夜抓人就是后来惊动了周总理的“揪斗彭罗陆杨”事件。周总理过问后，听说抓的人里还有曹禺，就说：你们抓曹禺干什么，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过了两天，也是在深夜，他们把我爸爸送回家来，对他说：你要是敢和任何人说出你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小心你的狗命。我记得妈妈问爸爸这两天的遭遇，爸爸想说却不敢说。我小小年纪却能深深地感觉到爸爸的可怜，于是跟他说：“快吃药，快睡觉。”爸爸接过妈妈递给他的安眠药，立刻吞下去。爸爸本来就有神经官能症，睡眠不好，文革期间严重失眠，只有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药越吃越多。

　　爸爸去世后，姐姐找到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封面上是我爸爸的字迹：十年浩劫回忆录。只写了几页纸，文章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文革后期爸爸被“解放”了，从“牛棚”回到家里，我们父女俩有时到附近的饭馆“灶温”去吃夜宵。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八分钱一碗馄饨的美味是世上所有的精美佳肴都无法比拟的。爸爸还和“灶温”的老厨师成了好朋友，每次去都和他聊上很久。我的小学同学到家里来玩，爸爸就带上我们一块去吃顿好的，姐姐的朋友也是一样待遇。凡是到我家来玩的年轻人，爸爸都爱和他们聊天，天南地北，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看到年轻人他从心眼里感到快活，并用他真诚的快活感染着对方。大家都喜欢他，和他像朋友一样。后来我和姐姐都去外地当兵，我们的朋友时常到家里来看爸爸，有的成了他的忘年交，直到晚年他生病住院还来看望他。

　　二

　　1976年四五运动，北京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我和姐姐还有朋友们天天往天安门跑，爸爸在家里急切地等着我们回来，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又兴奋又害怕，不知人民和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十月份的一天，我去朋友家玩，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偷偷告诉我四人帮粉碎了的消息，我赶紧跑回家去。那时我爸爸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几乎和废人一样，我推开家门，冲进他的屋子，他躺在床上，我兴奋地告诉他：爸，咱们得救了。

　　爸爸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他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他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们终于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心想上大学，爸爸特别支持我。他希望我学医，学自然科学，我却在医学和外语两科之间摇摆不定。我每犹豫时都去征求他的意见，不夸张地说一天起码要问他三遍以上，其实内心是想听到他说：学外语。就这么一会医学一会儿外语折腾了不知多少回，来来回回搬书，可爸爸对我从没有厌烦，每次都认真地和我谈，商议，分析利弊，说服我，最后还是爸爸帮我下定决心学医。

　　第一年高考我落选了，很沮丧。爸爸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一个劲地鼓励我，让我第二年接着再考，还去书店给我买来好多医学方面的工具书，为我包好书皮。我几次想打退堂鼓，他语重心长地劝说，督促我坚持下去。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医学院，报到那天，爸爸手里提着新买的暖水瓶，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我上车，看着汽车远去。车站上，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我至今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他。

　　我上大学后，爸爸和继母李玉茹结婚，老两口时常在上海居住。我和爸爸相隔千里之遥，那些年爸爸给我写了多少信啊！甚至比平日里的谈话还要多。每一封信都充满深深的父爱。爸爸对我说：我爱你，欢子，只有说真话，才是真爱你。

　　他要我“耐住寂寞，耐住孤独，在寂寞中多读书，不要皱眉头把读书当成苦差事，要创造对学问的兴趣。”他还说：“你要有兴趣，真有兴趣，而有兴趣要先从自己肯下工夫才行。兴趣是从实际出来，如只图个人的快乐便事事苦恼，因为个人的快乐与享受是无止境的。我不是说你要做个苦行僧，但必须自己有志气，再有，你的打算要符合自己的基石，不要拿别人的环境，尤其是自己认为比自己优越的环境来比，那就越比越苦恼。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任何事情总有好与坏两面，看你从哪方面看。”

　　“有了决心，有了自己的选择，才能找到机会。但‘机会’多少有些碰大运的意思。主要在于自己下决心，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去奋斗。整日在盘算而不能下决心，多半会看不远，怕困难，怕吃苦，自己有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各种思虑，那就永无宁日。”

　　三

　　我保留着爸爸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在我和姐姐当兵的时候，他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每一封都有五六张纸之多，最长的一封信是十一张信纸。最近我又拿出爸爸的信，看着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我觉得爸爸就像一直在看着我的生活，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直到今天依然指导我的人生。

　　我有一位充满感情又有责任感的爸爸，在我们的成长中，他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用他对我们的爱感染、鼓励我们好好生活。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打过我，有时批评的言辞激烈一些，我都会哭。长大以后，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我都要和爸爸说，包括个人情感的问题，他的基本态度是不干预，但是会给我一些中肯的提醒。他告诫我：“凡是一厢情愿的事，都不会有好结果的。”还对我说：“凡是逆于常情的事与人，必然有一定的道理，你要认真想想。”

　　在生活中，每当我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问他的时候，他从来不是立刻回答我，而是说：来，咱们一块查查。父女二人或查字典或查百科全书，一定把问题的答案弄得确确凿凿才罢休。他给我买了各种字典和工具书，很多书我至今还在手边使用。

　　终于有一天，我要出国留学了，爸爸是多么为我高兴，又是多么留恋我啊！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嘴上念叨着：“我的小幺女，我的血，我的小骨头……”他还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唱起他即兴编得歌词，“一条大河长又宽，我和女儿站在河两边，我想我的女儿，女儿也想我呀，父女二人脸上珠泪涟涟，珠泪涟涟……”

　　爸爸高兴起来也很爱唱歌，但他五音不全，是个左嗓子，唱歌跑调，然而他声音洪亮，充满热情。躺在病床上，他给我大唱“九一八”和国歌，还唱意大利的民歌“我的太阳”，直唱得我哈哈大笑。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目光里闪着欢乐的光芒，跑着调，大唱特唱的样子。

　　爸爸老了，患了肾功能衰竭，住进医院。我从国外回来看他，只是和他聊一些闲话。其实我心里仍然有很多对人生的疑问想向他倾吐，问他该怎么办好。可看着他衰老的样子，我不忍心再用自己的问题去苦恼他，让他为我操心。可是我觉得爸爸其实完全了解我的心，对我的思虑心领神会，但他不愿点破。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坐在爸爸身边，他的手疼，我给他捏着手，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说：“儿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他还给我写过一张条幅：“牢骚太盛防肠断。”我把它裱起来，放在镜框里，一直摆在我的桌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爸爸对我的爱有多深，他是多么小心地爱护着我。直到今日，我遇事要作决定时还常常问自己，爸爸会怎么想，他会赞成我的决定吗？

　　爸爸离开我十四年了，但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延续着。在我的工作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我相信他能知道，在他给我的这片自由的天空里，爸爸永远在看着我。

　　(《曹禺致李致书信》李致/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