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百年一瞥：毛泽东评红自成“一家言”

　　自从李少红版电视剧《红楼梦》亮相各卫视频道以来，质疑声四起。大段旁白、“额妆”造型、表现方法，皆成为人们抨击对象。

　　有学者指出：拍得不够好，一大原因是编导“被学术之争绑架”，艺术创作受到束缚；对电视剧《红楼梦》的讨论，也再次引发人们对红学流派的关注；本文无意评判电视剧《红楼梦》是非优劣，旨在对研究《红楼梦》的红学流派作一番梳理。

　　学百年一瞥

　　从笑话到显学

　　现在一提起“红学”，人们马上就会条件反射般想到《红楼梦》。“红学”今世的确如此，而其“前生”则是一个笑话。据徐珂编《清稗类钞》所载：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凡九百种，尤精熟《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也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划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原来，“经”字的繁体字是“經”，去掉“一横三曲（巛）”就成了“红”字。这则笑话不胫而走，在文人中流传开来。

　　今非昔比，当年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朱子美戏称自己治“红学”时，断然想不到“红学”会成为一门显学，有专门的研究所，专门的研究刊物，外加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无数粉丝：“红学是一门最具群众性的学问，它拥有的研究队伍和读者，可能远比其他学科的人数要多得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红学”兴盛，除了小说本身魅力无穷，还有不同时代社会因素参与其中：从远因看：“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陈寅恪、沈从文、郭沫若、王力、巴金、茅盾、冰心、张爱玲和林语堂等”（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名人效应，不可小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余风犹存；从近因说：自从1954年文化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1973年，由《红旗》杂志发动全国评红运动以来，《红楼梦》就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的政治道具。“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刘宜庆《俞平伯：被批判的红学家》）。

　　流派有新旧 往来成古今

　　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正因为“眼光”不同，理解不同，围绕《红楼梦》，研究流派也不同。

　　旧红学流派主要有评点派、索隐派、题咏派。评点派代表人物为脂砚斋。中国文学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如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金瓶梅》等，相沿成习。脂砚斋采用这一手法最早对《石头记》加以评点，其批语亦随《红楼梦》抄本正文保留下来。尽管专家说法至少有四种，人们至今尚无从确认脂砚斋到底是何方神圣，但从批语可知他与曹雪芹关系密切。此派人物还有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等。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有《红楼梦》隐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和珅家事说、傅恒家事说。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中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此说新颖，当时影响颇大。

　　题咏派着眼于书中人物悲欢离合，寄托其羡慕或感慨之情，如唤明《金陵十二钗咏》中，便主张“若向红楼觅佳偶，薛君才合配咏妃。”诗末自注云：“蘅芜君（宝钗）配潇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对好姻缘，读《红楼梦》者未知之也。”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基本是美学批评，给小说批评派开了个好头（直到上世纪

　　50、60年代此派才有更大丰收）。他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他说《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吾国美术史上唯一大著述”，甚至“宇宙之大著述”。他呼唤“则其作者之名姓与著书的年月、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批评了索隐影射和自传说，具有开创意义。

　　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为胡适、俞平伯、周汝昌。胡适于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抨击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天地。“无论是拥护新红学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几乎都不否认这样一个论断：“作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61年，胡适说，40年来新红学的发展，只是作者、本子两个问题的新资料的增加而已。而今，80多年过去了，这话似乎还没有完全过时。就拿红学界名望最大的周汝昌、冯其庸二公来说，周老自然是公认的真正继承胡适的‘集大成者’，无论新红学的优点还是缺失（如贾曹互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承下来了；冯公也是啊，冯先生在其整个红学研究中，以作者、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贡献最多，近年又多次强调要在作者、版本、文本三个方面多多用力———他们不都是在沿着胡适开创的路前行吗？”（宋广波《用历史的态度评价“新红学”》）

　　毛泽东评红自成“一家言”

　　毛泽东喜读《红楼梦》，从少年到晚年，终生不辍。其藏书中《红楼梦》就有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平装本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他爱说的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也出自《红楼梦》。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不光自己读《红楼梦》，还劝别人读，他对贺龙说，没看过《红楼梦》，不能算是中国人。又对许世友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意在“补天”，是补封建社会的“天”。而在客观上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毛泽东不是红学家，评红却自成“一家言”，而他用评论《红楼梦》做出的大文章，是所有红学家不敢想、也想不到的大手笔。1954年江青向毛泽东推荐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红学“大人物”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很感兴趣，遂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一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从此展开。

　　批俞平伯不过是点燃导火索，目的在于引爆批判胡适。胡适身在大洋彼岸，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俞平伯所受的“罪苦”不在躯体，而在心灵，不然他就不会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仍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人之将死，其言也哀。

　　相反，李希凡和蓝翎受到追捧也不难理解，尽管二人当年志同道合，后来分道扬镳，原因一言难尽，但当时成为偶像，则是人同此心。李希凡、蓝翎成为当时小说批评派的领军人物，刘大杰、何其芳、蒋和森亦有重要作品发表。至于日后的泛政治化批评，则表明红学已误入歧途。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小说批评派论著出版呈逐年递增趋势，至今活力不减。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