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未曾想遇见张爱玲 她近视但不带眼镜

　　宋以朗：未曾想，遇见张爱玲

　　【简介】宋以朗，1949年生于上海，出生4个星期后举家赴港。少时就读喇沙书院，1978年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统计学博士毕业，在美国生活了30年，2003年回港，创立知名博客“东南西北”。其父母生前拥有张爱玲小说的版权，逝世后，宋以朗成为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并一手促成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的问世，而其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中译本则于9月下旬在港正式面世。

　　【先锋语录】

　　若让我父亲把《小团圆》销毁掉，想必少不得有人会为此批评他

　　我有时都怀疑，若无这张相片，张爱玲会否这般出名？

　　(担任张爱玲遗产执行人)我没有选择，所以只得面对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浩发自香港 已至傍晚时分，港岛中环半山腰间，一方斗室的葵里画廊透出明亮的光，一位中年男子面向一众男女轻声细语，悉数半个世纪前华语文坛上光华毕现且特立独行的那位奇女子。

　　这男子就是宋以朗了，其广为人知的名号是“张爱玲遗产执行人”。近年来，这个名号一次次将笔触胜于言谈、喜独处多于与人为伍的他推向风口浪尖。

　　在燥热和台风天中夹生着的南国九月里，宋以朗带着惯常不温不火的神情，推出张爱玲最后一部“出土”长篇《易经》，并亲自为张爱玲遗物展览担任“导赏员”，以此与天南地北的“张迷”们共同纪念她诞辰90周年和逝世15周年。

　　他说，和张爱玲的这层关系原非自己主动选择，但相信所作种种是为张爱玲还了心愿。

　　张爱玲的九月

　　这个9月是名符其实的“张爱玲月”。

　　在9月17日至19日的“发现张爱玲”免费公开展览上，宋以朗拿出一批难得一见的张爱玲遗物，包括近年出版的《雷峰塔》、《异乡记》等书籍及珍贵手稿，从未发表的英文小说《香港妻子》的书稿，以及张爱玲和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亲笔书信。

　　理科出身、现任国际名企统计学专家的宋以朗习惯了严谨。作为张爱玲遗产委托人宋淇夫妇之子，他在父母故去后开始负责处理张爱玲遗产。这个身份也促成了《小团圆》走出历史尘封，继而以始料未及的姿态风靡两岸三地。

　　而紧随《小团圆》之后，张爱玲英文小说上、下部《雷峰塔》和《易经》分别于今年4月和9月初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发布，中译本也随后于9月在台湾由皇冠出版社率先发布。三部“出土文物”被合称为张爱玲自传体三部曲，其中《易经》最后一部“张式”长篇的意义更牵动“张迷”的心。

　　在“张爱玲”的光环和统计学本职工作之外，宋以朗本人的语言能力和翻译功夫也很了得。他回港定居后设立的“东南西北”博客，将海内外与中国有关的中英文新闻或博文互译，虽然纯属“义工”，往往眼光“刁钻”，时效奇快，日渐成了海外驻华媒体圈中人不得不看的“名博”。

　　不过，对于张爱玲的遗作翻译，宋以朗倒是坦言，不曾“手痒”。

　　《国际先驱导报》：是否看过《雷锋塔》《易经》的中译本，对于所呈现的样貌满意吗？

　　宋以朗：翻译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译，一字一句，张爱玲的英文怎么写，就怎么翻译。另一个方法，把自己当作张爱玲，猜测她会如何行文，然后模仿之。 我认为第二种是不对的。若要活脱脱译出独具风采的“张式”文字实属“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现在的中译本选择第一种做法。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不习惯，比如英文句子很短，翻译过来的中文难免有点怪，但起码能忠实反映张爱玲本来是怎么写的。

　　Q：她有否提及，为什么想用英文写这个带有自传色彩的故事？

　　A：其实，我想她写两部英文书，最初可以说为了生计。人在美国，写中文实在没有市场，当时也无法在大陆出版，香港又太小，台湾还没有发展起来。于是她唯有写英文，而写自己的故事最容易。“私语录”一书中曾经摘录过她的话说， 如果写美国人的故事，她也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其实她的意思也不是要帮自己记录历史。她有个经纪人，将英文书拿去给不同出版商。但当时美国出版商认为，这两本小说里的人没有一个值得同情。而且，他们觉得从市场角度出发，要看中国人的故事，应该是女的漂亮、男的英伟，说的话都好像孔子说出来的话一样。

　　Q：据说，张爱玲曾在遗嘱中提到销毁《小团圆》，为什么没有这样处理？

　　A：她寄遗嘱给我父母，里面有提到几个要求。比如，要将她所有作品译成不同文字，法文、西班牙文等。她还提到一句，《小团圆》要销毁，但是下面又在括弧内补充说，这些事情以后再谈。我是觉得，如果她提及了销毁的理由，比如写的不好，又或者写出来会伤害一些人，我都能明白，但是她没有提及，只是说这些事情以后再谈，可惜以后没有再谈。她也或许是不想麻烦我的父母及后人吧。可是，你若让我父亲把《小团圆》销毁掉，可真是一样的给他“麻烦”了，想必少不得有人会为此批评他。对于这两本英文书，张爱玲并没有特别交待。

　　与香港的“再三”缘

　　展览中，一份泛黄的香港大学学生登记表上，可以看到张爱玲少女时代的证件照：一幅圆框眼镜，一头齐肩直发，微笑间流露着清丽柔和，并不见日后的孤芳姿态。

　　张爱玲与这座城市情缘不长，却情分深厚。自传体三部曲的字里行间，更是充满她本人在战时香港大学的影子。

　　宋以朗认为，张爱玲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在香港沦陷后辍学返沪，不多久即“趁早”成了名，但香港两年多的生活经历是她人生的重要阶段，对其随后借妙笔绽放光华深具意义。

　　Q：在作品中，张爱玲多次将视角对准港大生活，她有否提及，为什么要重复探索这段逝去的时光？

　　A：仅她自己在香港的那一段大学生活，就写了三次，分别1944年《烬余录》，1963年《易经》和1976年《小团圆》。如果你能看得清楚，这三次写出来的感受和态度都是不同的。比如，1944年那篇，她当时其实不懂这件事情对自己将来的影响。在《易经》中，她提到一次空袭的经历。她当时在坐电车，炸弹就投在临近的一条街。她(女主角)当时就想，自己可真差点就死掉了，可是这个经历能与谁人说？跟姑姑说，她大概很淡定地问一句，“真的么？”对朋友“比比”来说，万一我死掉了，她一定很伤心，但她又是天生快乐的人，一定会找一个办法快乐起来。跟父亲、后母、弟弟说？大概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了。若是妈妈呢？她并没有写。可我却想，大概这位母亲的反应是，花了这么多钱养大你，你怎么可以这么死去呢？这是《易经》里闪现的一个段落和一个念头。但在《小团圆》中，同一个段落又成为全书最重要的一段。一般人不喜欢《小团圆》，多是因为前面在香港的章回内出现太多人，显得很乱。但我揣测张爱玲的意思，正是要说出来九莉(女主角)身边原本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说话的人。那一刻，她就明白自己是如何孤独的。读者就势必要问，她为什么这样孤独？于是，《小团圆》就再回到上海、回到童年，讲她为什么会孤独。也因此，等她明白自己的情况之后，当那一个男人——胡兰成，找上门来，她就变成没有办法应对。

　　Q：《易经》之后，还有张爱玲的作品会“出土”么？

　　A：长篇作品应该没有了。将来只会有她和我父母往来书信的集结，会是最后一件“大事”。

　　唯一一次相遇

　　在宋以朗眼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宋家好似武侠小说中的客栈，父母总是仗义地给各方好友借宿。1962年春天，宋家就又住进一位“阿姨”，父母让年仅12岁的他腾出自己的房间，去睡客厅沙发。

　　宋以朗忆述，这阿姨的“孤僻”比年少内向的他有过之无不及，整日在房间内埋头写电影剧本，偶尔同桌用膳也不多言语，近视颇深却不带眼镜，看东西总要俯身向前。就这样几乎互相不理不睬的朝夕相对半个月后，她返回美国，从此再未返港，两人也未再见过。

　　半个世纪后，因为这人是张爱玲，昔日少年郎原不以为意的琐事也都升华为传奇了。

　　宋以朗如今生活在父母留下的香港宅邸中，在美国也有物业，生活优越。但渐渐地，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张爱玲日益成为他最紧要的事。

　　Q：您一定总被问及“眼中的张爱玲”是什么样子吧？

　　A：我想，我们总是记得与自己有关或者有兴趣的角度的事。她当时住我的房间，我去客厅睡沙发，所以当然记得她(笑)。我姐姐记得的是张爱玲近视但不带眼镜。因为她自己也是这个情况。至于我家里一位管家，最记得人家吃什么、用什么，于是就注意到张爱玲自己出去买面包。可是，她的面包多半是放了一天，到第二天才吃，猜测可能是她有胃病。

　　Q：您可有个人比较属意的张氏作品？

　　A：我对此暂时没有看法。因为，我看她的书主要为了工作。比如，拿起一本书，不可以就这样当一本书去看，而是要看这里一段和另外一本其中一段的关联，说到底是研究之用。说实话，我是理科出身，几乎是不大喜欢小说类的(笑)。从我个人的角度，《张爱玲私语录》一书应该最为重要，因为与我的家人有关。

　　Q：因为“张爱玲遗产执行人”这个身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A：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这个人。如果我有一个选择权，应该说，我认为自己并不懂得这些事，应该不是由我来处理。可是我没有选择，所以只得面对。

　　Q：不少人认为，张爱玲的遗产怕能带来“天文数字”的回报吧？

　　A：天文数字我真不知道在哪里(苦笑)，至少今天还没有看见。以前妈妈还在，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处理，说来说去都是父母的事情。近几年才开始着手处理。至于所谓遗产版税，将来一定有好办法拿出来。2009年，我曾拿出100万港元给港大做奖学金。其实，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可以拿出多少，只是猜测能有这么多版税，也想好了如果版税达不到，我就自己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