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的不惑之惑：权是中性词,看你拿它怎么用

　　幸福并未随着你得到的东西如期而来

　　记者：十年前您出版了《痛并快乐着》，书名是一种很肯定的状态。十年之后在不惑之年，您出版了《幸福了吗？》，书名却表达了一种疑问和困惑，十年之间从肯定到疑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白岩松：我觉得十年前这种坚定，既是属于我自己，也属于周围的环境。那时候我刚刚过了三十而立的状态，电视也只做了七年。痛苦也好，快乐也好，都非常直接、具体。又是十年过去了，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感受迟钝了，是更敏锐了，那么能够确定的东西反而不像十年前那么明确了。我发现岁数越增长，其实惑的东西更多。《幸福了吗？》这本书光封面跟封底就有四个问号。

　　写一本书当然不仅仅是写自己。这本书我不过透着自己写这十年，这个时代，包括写你。所以我最高的期望就是，有人问我：“你期望我们在这本书里能读到什么？”我说：“读到你自己。”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十年里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

　　白岩松：十年前的时候，中国依然处于一个初步完成物质目标的年份。而到现在，改革走了32年，有些东西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你原来期望的那种幸福并没有随着你得到的东西如期而来。

　　十年前中国是一个追赶者，现在已经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在为节目写讲稿的时候也谈到：为什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欣喜若狂？没看到所有人的骄傲？从2000年到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一定会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那就是一个数字。世界第二并不能跟我们每个人的笑容和幸福挂钩。我自己发明一个词，似乎到了一个时代的“折返点”，你要重新回去寻找一些东西。从个体来说会想：我开心么？幸福么？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更大的命题就是，我们究竟要什么？

　　中国过去所有的目标都是能用数字衡量的，而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尊严”，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没法儿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它跟每个人的幸福有关，跟民主自由、体制改革、环境、脚步慢一点等等紧密相连，这就是“折返点”。我的书很明确，当我确定了“幸福”和“信仰”两个字之后，就有底了。

　　记者：那你觉得幸福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白岩松：我们曾把开心、刺激、舒服、得到等欲望的满足当成了幸福，但后来发现不是，它只是幸福的碎片。我觉得幸福必须是整体的、抻长的、平静的、有安全感的，内心有感恩的感觉。有几个人敢跟我说他拥有持续的平静和安宁？享受生命中的一切细小的开心和快乐？有信仰？这是我自己的困惑，作为一个新闻人，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记者：那么幸福一定与信仰有关吗？

　　白岩松：我总是隐隐地觉得两者是有关系的，而且是成正比的。但是请注意，我在中国谈的信仰并不仅仅是宗教，因为中国千百年来的信仰也不是用宗教作支撑的。中国是儒释道杂糅，然后变成爷爷奶奶的故事、唐诗宋词、行为举止等杂在一起变成的信仰，信仰的标志就是有敬有畏。现在大家没有底线，所以奶粉里会有三聚氰胺，宝马车撞孩子后会把车倒回去轧几遍。所以现在必须去重新建立信仰，但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大家各找出路，有人就找大师那儿去了，有人找到人民币那儿去了，还有权。

　　权是一个中性的词，看你拿它怎么用

　　记者：说到信仰，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认为：信仰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话题，但是现在谈信仰像是都市里高高在上的精英一族的闲愁，当你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一切都得到了，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开始热衷于对别人谈信仰。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白岩松：社会上一定会有一些人，不管是在精神还是物质的层面上先获得的，如果他们只满足于做一个既得利益者，不管别人，请问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有什么意义？历史当中一代又一代这样的人都是如此，他革了旧时代的命，然后又被新时代的人革了他的命，那就是因为他屁股决定脑袋，只为自己着想。假如有精英这个群体，那他就该干的是引领者的事。

　　也有人这样问我，我们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就谈信仰，会不会有绕道而走的意思？其实我在书里回答了，你要是奔向哪儿的途中，不是伴随着寻找信仰的过程来确立方向，你依然会走歪的。有的人会打着所谓信仰的旗号去干着满足个人利益的事情，所以信仰不仅提得不早，而是太晚了。

　　记者：很多人觉得谈不谈信仰都是有话语权的人在决定的事情，作为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你会怎么看待这个权利呢？

　　白岩松：我在书里也谈到，权就是一个中性的词，看你拿它怎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话语权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利，可是你以为这是在为自己谈吗？其实当你在提倡、寻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在为沉默的大多数去寻找。误解永远会有，很正常。

　　记者：实际上网络上很多人也在讨论这类话题，不少人认为声讨不法行为、追问名人捐款等热贴的出现，都是民间自发的信仰和道德重建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呢？

　　白岩松：总有人跟我说网络有魔鬼与天使的两面，即使我在网络上“被自杀”过，我也依然要捍卫网络天使的这一面。当更多的草根、沉默的大多数拥有话语权，他可以没道理，谁说一个人说的话非要有道理呢？人有说错话的权力，这样真话才能被捍卫。网络上有价值的声音是需要辨别的，但这是民主的重要开始，而且是中国民主的重要训练。另外，当更多的人提出道德重建的时候，我们也别全信，因为很多人对别人要求是很高的，对自己要求是很松的。所以真正的重建需要从自己开始。

　　记者：人有说错话的权力，你说错过话吗？

　　白岩松：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我的话对错是不同的。同样一句话，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就是两个结果，我拿哪个标准来回答你？我们真正怕错的是属于新闻事实的问题。

　　你只能保证你说出去的是真话

　　记者：据说你在进入电视业的时候曾给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十几年过去了，这个信条遵守得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

　　白岩松：十七年前我们这拨人创办《东方时空》，在那个时候这九个字很重要，因为要改变一套话语体系，要说人话，不是空话套话。如果现在还扛着这九个字的话，那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当然，过去了十几年，不意味着中国新闻界或者说整个社会都开始说人话了，不意味着不该确立新的目标。2008年我四十岁，我提出“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我只能说给我自己，当然它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

　　记者：主持人也许是最有可能遭遇说空话、套话、奉承话的，这会对你形成困扰吗？

　　白岩松：对不起，请告诉我这17年我哪些时候说的是空话、套话和假话？你认为你没说过空话和套话吗？换一种说法可能是准确的：不是所有的真话我都说了，但是我说的都必须是真话。做了17年的主持人，所有的稿件都是我自己写的，说哪些话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关于空话、套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你真心说的话他觉得是空话。有一天有人给我发了短信：请问你每天说的话里有多少是假话、言不由衷的话，真话占多少比例？我这么回的：我对这种凭想象而臆造出来的假问题毫无兴趣，玩左或玩右一样的可笑和可耻。

　　记者：像你这样善于应对、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会不会有无语的时候呢？

　　白岩松：我经常无语啊。你想说的真话并不能够都说出去，你只能保证你说出去的是真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语的状态。但无语之后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放弃，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让自己下一回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