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扰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着"(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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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滞

　　“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起来的时候,曹禺没有受到波及。这一年他的好友吴祖光因为大鸣大放的言论遭受攻击,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

　　多年后,曹禺对此事深感后悔:“我是对不起他的,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

　　“他批判别人自己也是胆战心惊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写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说,曹禺胆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断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抓走,蒙着眼睛拉到通县那边。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过问此事,才被放回来。

　　之后,曹禺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作为弟子的梁秉堃,当时被军宣队指派为曹禺的班长。军宣队要求曹禺写认罪检查书,如果写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认罪书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过。

　　梁秉堃记得,那时曹禺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中,曹禺还曾在首都剧场的传达室里干过,结果被来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分发报纸、传呼电话。万方记得,父亲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

　　曹禺曾经很羡慕他常遇见的一个胡同里扫地的老太太,可以浑浑噩噩地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1978年粉碎“四人帮”时,曹禺已是66岁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万方回忆,那时曹禺的头衔越来越多,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曹禺也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见外国代表团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曹禺都倒在沙发上,被抽空了似的。他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黄永玉曾说,曹禺“被势位所误”,在田本相看来,曹禺很会写人的悖论,写人一旦陷入某一环境,就很难出来,越清醒就越痛苦。曹禺晚年曾想写一部剧本《孙悟空》,就是写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曹禺自己的写照。

　　1979年巴金给曹禺的信中说:“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十几年后,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曹禺说起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你太听话了!”没想到曹禺几乎叫喊着回答:“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吴祖光心想: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但是锦绣年华已经过去了。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周恩来曾这么说曹禺。而梁秉堃记得,当时各种戏剧演出都请曹禺去看,看完演员或导演都会问曹禺如何,曹禺几乎无一例外都说:“好,好得不得了!”不管内心是否真的如此想。《于无声处》在全国热起来之后,作者宗福先去拜访曹禺,梁秉堃记得,曹禺亲自跑到外面雪地上去等宗福先,一见面握着对方的手说:“你是我的老师!”

　　1988年,万方写了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剧中主人公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

　　万方一度希望能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把《谁在敲门》搬上舞台,她认为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可惜没有达成。

　　晚年的曹禺一再尝试重新写作。在巴金激励下,他试图将抗战时期未完成的《桥》写完。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半夜两三点起来写四个钟头,废弃大量草稿。但这个剧最终也没能完成。

　　曹禺曾对万方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万方说,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万方问他为什么,“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曹禺晚年试图写而没写成的,还包括《黑店》、《孙悟空》等许多戏,他留下了大量的提纲和草稿。

　　老年的曹禺曾有一段日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万方手里有一张那时写的纸,上面写着:“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南都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马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