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扰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着"(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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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

　　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

　　“曹禺的第一次创作危机就发生在写完《家》之后”,《曹禺传》作者、曹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告诉南都记者,从《雷雨》到《日出》到《原野》、《家》,曹禺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和自我超越。而1942年之后,他似乎用光了自己的“生活库存”,开始尝试抗战时期流行的历史剧写作。

　　田本相认为,曹禺最丰富的“生活库存”,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和没落的封建家庭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改完《家》之后,曹禺似乎对他得心应手的这些题材已经挖掘殆尽了。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写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使他要再度超越自己变得很困难。

　　1938年曹禺在重庆首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并在南开新剧团有共同的戏剧导师。1940年和1941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和《北京人》先后在重庆演出,周恩来都看了,并找人在《新华日报》发文支持《北京人》。作家陈白尘曾回忆,当时国共双方都很重视争取曹禺,国民党方面由张道藩做工作,拉曹禺入党,被他婉言推辞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受此影响,曹禺决定写反映工人的《桥》。“《讲话》传到重庆,那时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我觉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应当去写工人农民。”曹禺到重庆一家私人钢铁厂调查了两周,创作了《桥》的前两幕,讲述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斗争的主题。田本相认为,《桥》这部剧作尽管对现实的思索更深刻,但是“当他又一次逼近现实,他在艺术上就粗糙起来,不如他过去的一些杰出的作品,这倒是很令人费解的。”

　　1943年曹禺远走西北,到敦煌旅行,为历史剧《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寻找素材。尽管这次旅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但这两部剧最终未能写出来。

　　在周恩来安排下,曹禺在两年后见到了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之后,抗战胜利,还在创作《桥》的曹禺受到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一起访问美国。他俩3月启程,上海剧演协会等文艺界同行举行了欢送会。

　　临走前,曹禺找到茅盾,请教他去了美国该讲什么?茅盾说,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不只是娱乐。后在美国他们见到林语堂,曹禺果然讲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林语堂当即起来反驳,谈文学“性灵闲适”的趣味主义,发生一场短暂的争执。

　　1947年1月,曹禺悄悄回国,经黄佐临介绍到文华影业公司工作。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给他很大心灵打击。国民党接受日统区的大员的横征暴敛,更让他对国民政府失望,并在1948年推出了他导演的电影《艳阳天》。

　　1949年2月,曹禺在周恩来的邀请下,由上海转道香港,前往北平。6月曹禺参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2月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此时曹禺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他后来曾回忆:“那时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

　　万方曾说,父亲是一个感性远远大过理智的人,而且比一般人要突出许多。曹禺曾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雷雨》所显示的,是我所觉得天地间的‘残忍’……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写《雷雨》是一种感情的迫切的需要。”“《日出》里的太阳指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是一个太理智的人。”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一个自我反省的作家。没有任何外力敦促,他主动要自我批判,“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否定和批判。

　　与1935年辩解《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的时候相比,曹禺此时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自己批判《雷雨》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事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

　　曹禺开始动手修改旧作。1951年,开明书店邀他出版剧作选集,他借此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做了修改。修改后的《雷雨》,原本忍辱负重的侍萍有了斗争精神,见到周朴园就大骂“杀人不偿命的强盗”。周萍完全成了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鲁大海则被改写成一个勇敢有觉悟的工人罢工领导者。人物的“阶级本性”更加突出了。

　　曹禺的修改基本是按照周扬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雷雨〉和〈日出〉》来修改的。这次主动修改并没有获得好评,作家张光年等人就有批评。周恩来也不赞同,他曾说,《雷雨》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

　　到了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又恢复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