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扰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着"(图)

　　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北京人艺重排演出曹禺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作为纪念。在北京、天津、湖北、上海,不同形式的演出、展览纪念活动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作家,在39岁之后到他去世的47年间,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和观众满意的作品。对此曹禺的女儿万方对南都记者直言不讳:“我父亲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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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　

　　“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

　　2010年9月7日,万方去看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的首场演出——新排的话剧《日出》,陈好饰演陈白露。

　　看剧过程中,万方敏感地注意到:在演员对话停顿的间歇,坐得满满的剧场里非常安静。她不由得想起近20年前,父亲曹禺病重在床,让她替他去剧场看一场《雷雨》。

　　那天,看完戏回来,曹禺急切地问她:小方子,观众反应如何?“我说,剧场非常安静,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爸爸就特别欣慰,他躺在床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好像说,啊放心了。”

　　“父亲晚年很少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万方说。9月24日是曹禺的百年诞辰纪念日,而整个九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纪念演出遍地铺开。演出的纪念剧目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这些都是曹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曹禺在毕业前夕写下了《雷雨》,当时他23岁。

　　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是曹禺的学生,他掰着手指给南都记者算了一笔账:“从23岁到33岁,十年间曹禺写了七部戏,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差不多有五部是可以传世的。而他39岁(开始),(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戏:《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现在已经没人提。他后半生的创作远远无法与前半生相比。”

　　曹禺生前对此有清楚的认识。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到曹禺家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信中黄永玉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这封信被曹禺小心地裱在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里。那天,他让英若诚将信中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给米勒听。米勒事后回忆道:“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万方明白父亲的想法,她记得有一阵子曹禺每天都拿这封信出来,看很多遍。上世纪90年代初,曹禺每天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应酬。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突然听到睡在隔壁的父亲大声喊她,曹禺说:“小方子,我想从窗子里跳下去!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用嘴活着!”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万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