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戏节艺术总监回应质疑 孟京辉:人多玩戏才能火

　　青戏节艺术总监回应质疑

　　孟京辉：人多玩戏才能火

　　孟京辉这几年变化很大。变得温柔了，也变得可爱了。如果你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会歪着脖子托起下巴想一下，然后说“好像是”。与同在创作高峰期的中青年导演不同，孟京辉如今对自己的定位似乎并非只在于艺术创作本身，从最初亲历拉赞助排戏，到后来开剧场自己当老板，再到当前，由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飞速走到了第三届。一位艺术家如果不能纯粹于艺术本身，就会有许多的质疑之声，于是一些观众便认为孟京辉已经到了创作匮乏期，甚至有人直言他是在“吃老本”。这些质疑要在过去，孟京辉或许会愤怒地回击，不过现在的他却非常清醒。他告诉记者，外界的质疑只是片面的看法，而他从上学时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戏剧一定需要很多人一起来玩才够热闹，所以他会很高调地去张罗各种与戏剧有关的事。

　　谈青戏节

　　要让小剧场形成爆炸期

　　新京报：北京青年戏剧节(以下简称青戏节)又开幕了。听说你这个艺术总监还身兼数职，不仅把关作品，还要拉赞助、做推广。

　　孟京辉：三年前我发起做青戏节的时候，就觉得北京是个很有创造力、资源丰沛的地方，创作空间和各种趋势都越来越好。尤其今年上升到国际领域，我非常高兴。在我看来，艺术总监在青戏节的工作，就是要推动所有的事。首先我要从政府部门和各种相关的基金会那里找钱；其次我要把握戏剧节的组织形式；第三在艺术上，寻求独特性和多元化的作品。青戏节是有公益性质的戏剧活动，我希望这里崇尚一种自由的，形式感突出的，实验性的和互动性的创作。所以我必须干乱七八糟好多事，甚至于戏剧节形象标识、宣传册也要管。

　　新京报：青戏节的白色斑马标志在今年变成了彩色，以后怎么办？

　　孟京辉：三十多出戏，我有朋友就抱怨看不过来，我说也许我拉个A套餐、B套餐之类的，这样就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了。记得三年前刚开始提出青戏节的概念时，还只是一个梦想，或者没奢望能有几十部戏，可是三年后真的做到了，我很自豪。我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做下去，等到第四、第五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了。好多人也问我，你没事不好好做戏，搞什么戏剧节啊。可是我爱热闹，尤其在一个月中能让北京的小剧场舞台形成爆炸期，这多来劲儿。

　　新京报：听说你不喜欢偏商业的戏剧，或者有商业投入的戏剧纳入戏剧节。

　　孟京辉：是的。青戏节的资金大约一半来自政府，30%左右来自基金会。还有30%来自之后的票房。我们资助的是有想法、有创意的年轻人。特别商业的戏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不公平的运用。与国外各种戏剧节相比，我们的投入和规模相对还很初级。怎么能做的好，同时又能在当前的文化条件下做的恰当，这并不容易，得慢慢摸索。

　　谈创作

　　继承传统是败家子的说法

　　新京报：谈谈你去国外的一些感受吧，这两年老出去看戏，是去充电了吗？

　　孟京辉：这两年我确实比前几年出去得多。去纽约，去伦敦，去柏林，还去法国、意大利等等。这是瞎玩，去感受一下气氛。其实欧洲的戏剧节，我很早就开始参加了，比如比利时实验戏剧节，还有《等待戈多》去德国演出。我对欧洲的戏剧情有独钟。不过这几年我自己的戏没出国。第一怕麻烦，第二我认为外国人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一个国际语言来跟他们对话。在国际的大背景下说作品，到底是自说自话，还是这些东西确实值得在国际范畴里倾听，这个事情我搞不清楚。

　　不过今年我去法国阿维农戏剧节，却有了一个蠢蠢欲动的感觉。我发现如今可以不再穿长袍马褂，不用掏出老祖宗的玩意就能和这些老外交往了。因为他们和以前不一样了，平和了，可以用一个非陌生化的观点和非激进的态度来面对中国文化了。这让我感觉戏剧交流，此时此刻变得有空间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没想到做一个经典作品的中国式表达，这样外国人知道剧情，也可以交流吗？

　　孟京辉：我反对愚蠢的和那种不自由的创作思想，希望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感，一个新的表达。当然了，也有人说，孟京辉算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不是外国人说的“中国的”。可是，中国的戏曲，中国的美对待传统，我认为必须要超越，继承传统是最败家子的说法。因为你流的血，你每天的成长氛围、生活环境、处事方法，得到的痛苦，得到的对信仰的迷恋，都是财富。怎么这些东西都不说，偏说家里压箱底的那点东西？

　　以后有“青戏节一代”

　　谈理想

　　新京报：你现在全部精力都在青戏节，接下来的创作怎么办？

　　孟京辉：其实所有事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我们有详细的计划表。比如这两个月的精力我都给了青戏节，我的制作人在上海操作我工作室的事。但青戏节一旦推上轨道，我的状态就转移了。我会选择看自己感兴趣的戏，和年轻的创作者们讨论想法。一方面可以丰富我自己的感受，另一方面我有时间静下来想想接下来要做的事。今年11月，和明年上半年我都有排新戏的计划，包括明年下半年我也准备排一部大型的音乐剧和一部话剧。

　　新京报：看来你分身有术，而且开心事多过烦心事。这是如何做到的？

　　孟京辉：之所以既能做很多事，也能做自己的作品，正是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模式，就是连演和巡回，同时拥有自己的签约演员，还有新剧本的开发。大家都说剧本荒，可我们却多得是。唯一的问题是，在现阶段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对世界优秀剧目的推荐还有欠缺。

　　新京报：没人敢排，因为不够商业吗？所以你也不敢。

　　孟京辉：确实因为商业的问题。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就会演契诃夫的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他们知道这是戏剧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可怜，除了学校会在毕业大戏中排一些这类的作品外，它和社会的递接是缺失的。我们这次青戏节的戏有向大师致敬的单元，但也仅仅在这里(才有)。当有朋友问我，孟京辉你不是超喜欢契诃夫，不是认为自己很牛，号称很能控制自己，控制社会审美吗，为什么不敢排呢？一句话让我汗颜。我也会问自己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可是让我排《哈姆雷特》，我还是不敢。林兆华导演敢排《哈姆雷特》，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也是有很多资源来配合他，他是假借勇敢来面对整个环境。所以现在我也在不断总结，在对自己出现的问题的认识过程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实际上这些事不归我来做，可我觉得我有职责。

　　新京报：你策划北京青戏节，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希望通过了解更多年轻人的想法，激发自己的创作？

　　孟京辉：这个倒不需要。我也是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的人，每年会到国外看各种各样的戏。如果非要说一个最自私的想法，那就是：戏剧必须要有更多人玩才能红火。这是我早在中戏上学时就感受到的。当时我就和院长徐晓钟说过，希望他能留几个像我们这样的毕业生，每年让一些人来做戏。当时我们只能建议学校来做。不过现在条件好了，我自己可以做了。我一直有一个八十年代的傻逼理想，想建立理想的戏剧环境，给后面的人提供温床，这是一种自恋的感觉。我认为若干年后，肯定会出现一个词，叫“青戏节一代”。

　　找到了商业和自我的平衡点

　　谈市场

　　新京报：你在题材选择上偏重市场需要的东西，比如情感题材。你觉得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孟京辉：我找到了不用理睬商业性，也不用理睬自我表达的个人特点。这中间混合了好多可能性，我让它自己运作，自生自灭。比如向《恋爱的犀牛》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个特别情感，一个特别社会，就像两个小部队；另外，我也想做一些所谓实验性(作品)，比如《爱比死更冷酷》；还有，就是在一个非主旋律的情况下，形式和内容都特别独特，又能直接和某种思想对位的戏。前些天我和廖一梅看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把我俩惊着了。他在现在这种主流意识下，居然能做出一部跟所有人没关系，却能直指人心的作品。那么我呢？上帝还赋予我一点才华，所以我在找这种东西。一个跟我自己能特别联络，并不完全跟别人同等的自我抒发。

　　新京报：像你前两年说的最有名的话，“大众审美是狗屎”，现在还这么说吗？

　　孟京辉：当然了，这肯定的。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家请了一个小阿姨，她的爱情很不顺，总是哭，有一次我们问她哭什么，她拿着手机里的短信给我们看。这一看我才知道，原来她和对方短信里写的都是电视剧里那些话。这些东西，就是建立在整个传媒和平台上的大众审美，那当然是狗屎了。

　　新京报：你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很少见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悲观的东西一直都存在，这是为什么？

　　孟京辉：其实最悲观的是廖一梅，她是从头到尾悲观。我是从头到尾乐观，等到最后一瞬间，我自己跟观众一块难受。这种难受会被迷恋的，就像迷恋一种回忆，一种人和人之间时间的错位等，而且不会清浅。包括《三个橘子》的结尾，我也可以有好多种结尾，但是我选择了一种最没希望但另一方又点燃希望的矛盾结尾。我喜欢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感觉。

　　新京报：这些年因为你一直游走于商业戏剧中，所以也会有很多争议，比如一些人觉得这几年，孟京辉还是在吃老本，或者质疑你的创作是不是出现瓶颈。你觉得呢？

　　孟京辉：因为不容易。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站的角度不同。在我看来我现在和吃老本没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把后院的百宝箱都扔了，哪里有本呢？另外瓶颈也谈不上，我现在井喷还不够呢。

　　记者 天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