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翻拍昭示原创匮乏？韩三平:影视产业化的结果

　　经典文学名著和经典影视作品在当下的处境非常特别，它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关于它们远与近的答案变得非常迷离。

　　首先，对于大多数受众，这个距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近在咫尺。经典作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宽容进入我们艺术创作的视域，不断成为我们进行新的创作和阐释的原点，也不断成为我们抵达新的艺术空间的阶梯。打开电视、走进影院，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熟悉的老故事在重演，不同的是，它们正在以新的面孔、新的包装同我们见面。

　　但是，与此同时，今天这个时代，无疑也是经典作品离我们遥远的时代。对于很多观众来说，经典作品的高度，包括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想象和叙事方式，都是永远不可企及、也永远不可超越的。就在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拍时，那些记忆中的瞬间、片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逝，以至于很多人感慨，尽管经典不断被翻拍，但是，经典已经不是以往的经典了。

　　经典的翻拍是一个重读和回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遗忘和抛弃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在老的文本中发现新的体会，新的趣味，也需要不断遗弃旧的美学规则，创造新的审美空间。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尺度开创新的境界，改变旧的规则？

　　时代呼唤原创精品

　　“经典重拍是产业化的结果”

　　记者：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再到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的《命运》，陆天明老师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而且都是重大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您如何理解文艺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陆天明：我认为，文艺创作必须首先尊重原创、推崇原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如果缺少了原创性，缺少了原创的动力和热情，毋庸置疑，只能说明创作者在艺术精神层面上出了问题。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即改变以往两千年、创造以后两千年的关键时刻。当前这几十年发生的一切都要决定我们今后几百年的命运。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担负着一个使命，一个责任，把眼睛盯住现实，盯住现实中人民的感受，盯住我们现实给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要带来的变化，抒写这些时代的旋律。

　　记者：如果说2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经典翻拍还是小心翼翼地精挑细选，新世纪以降，翻拍已演变为想到了就改，涌现了一大批经典改编作品。近期这一现象更呈现出“井喷”态势，反复重拍的、跟风的、题材撞车的令人眼花缭乱。如何看待经典作品的大规模翻拍？

　　陆天明：经典的翻拍在影视剧中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影视作品和文学创作不一样，就各国影视发展历史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翻拍经典，或者重拍经典。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以正常心态对待它。经典作品毕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精神的重要财富，影视对经典作品进行诠释是传承经典的一种必要手段。

　　韩三平：大规模经典翻拍的现象是影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电影、电视有表现力强、受众面广的特点，电影的工业化、高科技给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多变化，可能今后翻拍也好，取材也好，频率还会越来越高，特别是电影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升级，将让翻拍成为影视创作的一个潮流。

　　李少红：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海量信息和海量阅读，文学名著对年轻人来说已不再构成以往的诱惑。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名著是我们阅读的唯一优秀作品，可是现在对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是这样了，更多的东西在诱惑他们。如何让他们回归经典，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认为，影像诠释是传承经典的一个重要渠道。

　　记者：这段时间，除了四大名著的重拍，我们知道的，还有三部“杨家将”、两部“李小龙”、三部“封神榜”、四个“孙悟空”、两位“白娘子”、四个“关公”，仅中央电视台近一个多月内就相继播出了《洪湖赤卫队》、《茶馆》、《江姐》、《山间铃响马帮来》、《永不消逝的电波》五部经典改编电视剧，更有媒体透露，刚刚播出没几年的电视剧《亮剑》也要翻拍。经典翻拍是否一方面意味着文化产业链的延长，一方面也昭示着文艺作品原创的极度匮乏？

　　韩三平：我不这样认为。在国外，经典名著的翻拍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2009年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美国电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天伦之旅》，这个电影其实翻拍自一部意大利电影，它没有进电影院，而是通过音像出版和电视台发行播出，但是不仅本国电影翻拍了，其他国家的电影也翻拍了。

　　电影有四个属性，即艺术属性、商业属性、工业属性、科技属性。客观地说，我认为每一次工业革命和每一次科技革命，所有名著都应该再重拍一次。同时，我们影视产业的市场基础不容忽视，这就是13亿人的市场基数。13亿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但是，13亿人同时也要看电影、要看电视。这是我们发展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基础，也是我们的电影票房保持每年以30%左右增长率发展的前提，这在全世界，甚至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不可类比的。在这个基础上谈经典翻拍，我们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从私语阅读到公共传播

　　“鼓励健康的文艺批评”

　　记者：文学名著毕竟只能是以文本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文学文本与影视影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如果说，文字的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密室关系，那么影像的传递就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广场关系，如果说前者是私语，是秘密，是心灵的沟通和神会，那么后者就是宣讲，是开放，是心灵以及心灵之外的多种元素的建构。在这种前提下，如何填充文学文本与影视影像之间的巨大空间？

　　李少红：这是影视艺术创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古典名著翻拍最大的一个难处就在于，古典名著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在每一个读者心目中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先入为主的文学印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何在每个人的想象中找到一个共通点，这是我在实际操作中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困难。

　　记者：从《橘子红了》、《大明宫词》开始，您不断在作品中进行艺术探索。如果您的艺术创新超出了观众的审美判断，您将作何感想？

　　李少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读者对于文学经典特别是古典名著的阅读，存在着阅读方式的私有化前提，也就是读者必须独自面对一个文学意境，之后再扩展为自己的想象，而且这个自我的想象是不可以与别人分享，是独立成章的。但是，影像艺术是一个公共的领域，它是一个广场领域，它是要和别人分享的，另外它是一个形象的艺术。这个形象具象化了以后，文学经典已经从私人空间里面走到一个公共、开放的广场，观众需要同大家分享感受。这个时候，经典诠释领域就会出现个体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我认为，一部影视作品的好坏已经退居其次。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唤起受众记忆、引起受众讨论、激发受众想象、承载受众争鸣，然后再引导受众集体回到原点、集体回顾传统的过程。

　　记者：很多人认为翻拍经典是最保险的，因为它本身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有着固定的、成熟的受众群体，翻拍经典的背后其实也是翻拍利益。是这样吗？

　　陆天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翻拍经典的风险很大。所以，对待翻拍经典这一点上，我认为整个社会要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要提倡创作人员有创新，因为任何一个时代艺术家去认识经典、再现经典，一定会带来时代的特点、个人的局限。如果完全照本宣科地翻拍，那就失去了再度创作的意义。应该允许有新的观照、新的解释、新的表现、新的创造，这样才有意思。如果没有包容的心态，翻拍名著将成为一场灾难，任何人去拍都会被“拍砖”。我们鼓励健康的文艺批评、文艺论争，但是要守住一个底线，不能把文艺批评变成文化批判。

　　影像是传承经典的重要渠道

　　“警惕民族文化传统变成西方文化资本”

　　记者：这样看来，经典翻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重现，更是一个再度创作、再度阐释的过程。作为当下影响大众价值取向的主要文化消费类型之一，影视业如何担负相应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陆天明：文学不存在翻写、重写这样一个话题，可是对于影视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影视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个特殊的产业，从文学作品变成影视作品，这是文艺产品制造的一个现实过程。近10年来，我们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也随之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以经济取代内容，以利润度量文化。文化产业毕竟是内容产业，首先有文化，然后才有产业。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记者：这样说来，对文化传统的不断诠释其实也意味着对文化市场的不断拓展？

　　李少红：对，美国拍摄的电影《花木兰》曾经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对文艺经典的不断诠释和重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抢救，我们自己没有守护住的文化财富，很可能就被别人拿走了，变成人家的文化资本。守住我们自己文化的根脉，是中国影视产业走出去的必要前提。

　　记者：我们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影视产业的发展路径中吸取哪些经验、得到哪些教训？

　　韩三平：无论呼唤原创还是守卫经典，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一个原则，即尊重影视的文艺属性原则，尊重影视艺术承载的价值观念。美国电影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用电影创造票房，更用电影传递美国国家理念、国家价值、国家精神。

　　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也好，历史题材也好，怎样使观众在两个小时中享受一场视听的梦幻，感受到振奋和励志，或者说充满希望地回家，这是我们欠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常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善有恶报、恶有善报，这样才是深刻。优质产品仍然不足、优秀作品匮乏，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杜拉拉升职记》的成功是中国电影产业一个优秀的案例，但是如何让我们的电影产业案例变成可以复制的样本，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