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有力量缺乏技巧 中国式打假何不改"纠假"

　　方舟子，1967年9月出生，本名方是民。福建人。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他放弃了科学研究，成了定居美国的自由职业者。

　　1994年，方舟子创办了《新语丝》网站，从事文学和科普方面的写作。2000年，网站开设“立此存照”栏目，专门揭露学术界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一下子名声大噪。三年多来他揭露和参与的学术打假行动已经有300多起，而在这些年中，对他打假行为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人物档案

　　媒体报道，2010年8月29日傍晚，“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北京住所附近遭2名男子袭击，面部被喷不明液体，腰部被铁锤砸中后“破皮出血”。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

　　被称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的“打假”活动这几年很受关注，如最近的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事件等。他最新发表的言论是质疑“国学天才”不能破格录取到复旦大学的一事，再次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在谴责暴力的同时，本刊特约撰稿人王国华对这方舟子被袭事件，以及中国的打假事业进行了独特的反思。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国华

　　方舟子被打了。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报复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得罪过太多人。为什么得罪人呢，因为他打假。

　　打假就该挨打吗？当然不应该。打假是好事，是为民除害，是洗涤人类的生活环境。采取暴力方式反扑，已经触及社会生活的底线，必须予以谴责和惩罚。方舟子打假十余年，可以说硕果累累。多少像唐骏之类的知名人士被他揭穿了画皮，露出本来面目。想象一下，若没有方舟子，泛滥于社会各界的造假风、吹牛风会恶劣到什么程度。方舟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然不能根除这些东西，但有些人会因为方舟子们的存在而有所顾忌，有所收敛，这就是方舟子的贡献。

　　不过在谴责暴力之余，我们也要反思打假本身。

　　方舟子的软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方舟子曾慷慨激昂地说：“有人说我偏执，这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说做事认真叫偏执，那我就偏执了，而且还会一直地这么偏执下去。”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被激怒的普通人的宣示，也可以看作一个英雄的勇往直前，但方舟子的偏执的确存在。在方舟子的最重要阵地———新语丝网站上，有一份他亲手制作的《中国不良记者名单》，他认为这些记者“一部分是枪手，‘妄图造谣加害’，另一部分就是软文写手，专门给虚假产品摇旗呐喊。”浏览一下这份名单，会发现很多南方都市报系的人，其中鄢烈山、徐列等人赫然在列。我读过鄢烈山写的《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只是一篇中肯的评论而已。连这样的文字都被方舟子视为造谣，甚至将作者称为“不良记者”，令人匪夷所思。而在方舟子被打事件发生后，鄢烈山第一时间却在自己的博客里转帖了《南方日报》的评论：《声援方舟子便是声援我们自己》。

　　对待经常合作的媒体是这样，对待朋友亦如此。央视主持人柴静在博文中说：“我和方舟子曾经因为干细胞研究一事，有过争论。之前我们有过多次节目的合作，不影响他很激烈地批评我。”

　　在方舟子的被打对象中，有些并不都是像唐骏之类的明显造假，甚至还存在很大争议，方舟子便言之凿凿地将对方视为造假者与伪科学了。

　　在打假技术上，方舟子惟“科学”的马首是瞻。科学当然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有时候，还处在发展中的“科学”也许真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方舟子激烈地反对中医和全息生物学，他说“全息生物学在生物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我对这些专业范畴的东西不是很了解，但直觉告诉我，此话说得太绝对了吧？谁能代表生物学界？如果我说“文学界公认古体诗不算文学作品”，是不是要挨炮轰？

　　有力量，却缺乏技巧。这即是方舟子软肋。

　　从“打假”到“纠假”

　　中国人重视情理。道理之外还讲情感。而方舟子根本不讲情面。他仿佛一个拔剑四顾的英雄，四面树敌，八面威风。

　　我倒以为方舟子的处境是被逼出来的。他有点像当年的包公，只能六亲不认，壮怀激烈。只要有一点点退让，或许马上就会前功尽弃，全面溃败。尤其是，若时时处于拳头、铁锤的威胁之下，你是满面含笑地把被打掉的牙咽到肚子里，还是横眉冷对，以牙还牙？

　　在中国打假，如果不偏执，如何生存下去？

　　但是，难道只有以偏执对抗偏执，才能把打假事业进行下去？先不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一直以偏对偏，不是以人格对人格，以是非对是非，到了最后，往往就演变为以力量对抗力量，以恶对恶。直至从语言、文字的泥巴战上升为肢体暴力。

　　到最后，遭受伤害最大的其实还是打假事业。当人们质疑打假的质量、公正性和真实性时，打假事业也就像澡盆里的孩子，连同脏水一起被泼掉了。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打假”两个字，是否可以改成“纠假”，由“打击”到“纠正”，这不仅仅是一个字眼的变化，更是方式上的变化。彼此是纠正与被纠正的关系，并非要打倒谁，并非你死我活的战斗。

　　纠假的内涵，起码应该包括如下几条：首先，提出证据要更谨慎些，慎下结论；不扣帽子。尤其应该杜绝“流氓、打手、骗子”之类情绪化的字眼；其次，给被揭露者以充分的、对等的解释、辩论空间，尊重其人格；此外，不猜测被揭露者的动机，不把他们当作假想敌。

　　这不是自我束缚，更非乡愿，而是自我约束。方舟子认为“真相不能附加任何前提，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但真相也不能长着一张凶神恶煞的脸，起码，可以让它面无表情。说到底，就是先要自己不偏执，才能纠正偏执，不一定设置与人为善的前提，但一定要设置不与人为恶的前提。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造假横行，首先是体制上、制度上的缺陷。广为高校师生诟病的核心期刊评级制度、论文发表篇数限制，以及对造假者惩处的力度偏低，等等等等，处处都在鼓励造假。有人因此指责方舟子不敢对准作为根本的体制，而只是针对个人，“凭什么在潜规则面前，和尚摸的，我就摸不得？”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造假的理由。最起码，方舟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净化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个地把假纠正下去，自然能以点带面地改善环境。方舟子的努力，功不可没。

　　而恰恰这些体制的原因让造假者似乎有点理直气壮，一旦面对被揭老底以致身败名裂的绝境，难免丧失理智，疯狂反扑。此种境况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步步为营，理智追问，简直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

　　打假的中国式生存

　　以上说法，绝不是只给好人立规矩，放纵坏人。但打假事业要提成形象，要扩大格局，再上层楼，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作为公众人物，方舟子们已经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负责，就不得不从某种程度地牺牲自己的性格，认同规则，以自身形象来提高“打假”两字的含金量。

　　这，这既是适应国情的当下必然，也是未来社会的大势所趋。且不谈宽容与爱，起码应该多讲理性与谨慎吧？

　　或曰：刻意造假的人讲理性了吗？

　　答案很简单：狗可以咬人，人不可以咬狗，但可以通过人的规则来惩罚咬人的狗。

　　因此，发生在方舟子身上的暴力事件，不应仅仅是暴力的高潮，也应该成为理性打假的开始。

　　《南方日报》评论《声援方舟子便是声援我们自己》中写道：“即使许多时候方舟子的打假有扩大化之嫌疑，有不经调查随意发布伤及无辜之可能，即使方舟子有时候面对批评针锋相对，动辄将人列为黑名单，即使方舟子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声援方舟子便是声援我们自己。方舟子以书生之言论引来暴力之铁锤，这说明言论在中国是多么地具有风险，如果得罪了利益集团，谁也无法保证言者的生命安全。观点可以不同，可以针锋相对，但我们起码应当有一定的底线共识：反对暴力，弘扬法治，尊重规则。”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首先要做的是惩处暴力。在此基础上，再谈提升打假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