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弟子蔡德贵:季老曾言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没想到我到晚年了，能得到季老的教训，其中收获比上大学多得多。”蔡德贵在给季羡林写口述史，这在圈内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一直小心地回避着媒体的关注。

　　70多次专访，恍然如昨，对蔡德贵来说，那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梦，醒来时，与大师已天人相隔。

　　永难记述曾经的那段时光，在天通苑北买了一套小房子，到医院的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但风雨无阻，蔡德贵知道，每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了留下大师最后的嘱托，他无怨无悔。

　　他们信马由缰地聊，有时季老会痛痛快快说上2个小时，完全不顾医生的警告。

　　去美国前，季老抓着蔡德贵的手说：“等你回来，咱们接着说。”他的精神那样矍铄，连蔡德贵都忽略了：这，竟是永别。

　　《大国学》终于完成了，65岁的蔡德贵一脸释然：还好，总算没有辜负先生的重托。

　　齐鲁文化让我和季老结缘

　　晨报：季老身边大学者很多，为何让您写口述史？

　　蔡德贵：我大学时是季老的学生，但接触很少，以后工作中有过联系，但也不多。后来，我为季老写了传记，那是第一本得到季老认可的传，所以，这次他也找我来代笔了。当初我给季老写传时，有人问“凭什么你来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和季老都是山东人吧，我们对齐鲁文化有共同的感受。

　　晨报：仅仅因为老乡关系吗？

　　蔡德贵：齐鲁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百家争鸣，都发生在齐鲁，季老晚年主张“爱国、孝亲、尊师、重道”，这与他少年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晚年他一直想写几篇文章，即《士与侠》、《恢复历史的真相》等，作为一生的总结，它们都与齐鲁文化相关。但季老年龄大了，无力完成，他希望找一个对齐鲁文化有体会的人来记录他的口述，这可能是他选择我的原因吧。

　　完全推翻传统行不通

　　晨报：本书谈了很多国学的话题，但这些复归传统的思路，能适应现代社会吗？

　　蔡德贵：季老对此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他说，五四那么伟大的一次运动，也存在遗憾，就是对传统过分否定。事实上，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中断自己的传统，没有传统，你的特色何在？又如何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呢？今天孔子学院在全球这么火，说明传统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现代社会造成三个方面关系的紧张，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研究孔子的“和谐”思想。

　　晨报：现代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忽略制度问责，只谈人性，有意义吗？

　　蔡德贵：什么制度下都有好人有坏人，改造制度的根本还是在改变人心，关注人性的问题与关注制度并不矛盾。

　　儒家不扼杀理性精神

　　晨报：但传统礼教压抑人性，扭曲了我们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令我们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蔡德贵：我不同意你的判断。科学精神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与传统关系不大。季老把世界文化分成四种，即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后来我写论文，分成三种，即筷子、手指和刀叉。筷子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筷子用力不直接作用在食物上，这就形成了综合性思维，不强调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共存，所以人文精神比较强。手指文化以印度、伊斯兰为代表，他们吃饭不用手就感觉不够香，这种亲证自然，使他们时时刻刻体会到自然的威力，所以宗教精神特别强，形成了辩证思维。刀叉文化则相对理性，注重逻辑，形成了分析思维，16世纪西方普遍使用刀叉后，科学精神迅速提升。我把这篇论文给季老看，他说“有道理啊”，中国文明曾错过了现代化，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宋代时我们将辩证思维融合进来，现在我们正努力融合分析思维，只要我们更重视分析思维，我们的科学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新儒家缺乏实践勇气

　　晨报：传统中国社会是泛伦理社会，但一直未能解决虚伪的问题，毕竟善缺乏外在的标准，国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蔡德贵：虚伪的问题与道德关系相对弱，它与宗教精神的关系更直接。季老曾和别的学者讨论过，宗教是否会消亡，他们的共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就不会消亡。

　　晨报：今天国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但似乎喧嚣多于内容。

　　蔡德贵：是有这个问题。季老曾说，所谓新儒家，我看不出新在哪里，只是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这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儒家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孔子就是一个不妥协的人，但今天儒家却成了学术，还有几个人真正去实践呢？所以季老最佩服梁漱溟，说他是“士”，他有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文革”结束后，同样从“牛棚”出来的朋友和季老开玩笑说：士可杀不可辱，可咱们是既可杀又可辱啊。季老报以苦笑，所以他晚年特别想写《士与侠》，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晨报：但就算有了士的勇气，就能实现文明复兴了吗？

　　蔡德贵：你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儒家身上。文明的复兴要靠多方面努力，制度的、文化的、人性的，道德完善肯定是重要的一环，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这上面，没有一个合理的体制，光有儒家也没用。在今天，建设民主制度与弘扬儒家文明是同样重要的。

　　蔡德贵：

　　大师已去风范永存

　　晨报：您采访季老70多次，生活中的季老是个怎样的人？

　　蔡德贵：很幽默也很随和，对周围的各种情况很清楚，所以很多话讲得很有策略。季老的影响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是各种力量在背后推动，对此他很清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无法自由行动的老人，他也很可怜。

　　晨报：您的这本口述史希望告诉读者什么呢？

　　蔡德贵：这不是学术著作，如果想了解季老的思想，可以看他的著作，坦率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今天年轻人已经读不懂了，许多并不优秀甚至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反而成了榜样，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更好地了解季老，他年轻时很顽皮，起步那么低，以后遭遇了许多苦难，但他还是成功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晨报：听说季老去世时很安详？

　　蔡德贵：我当时不在场，也是听他身边人说的，头一天还给别人写了5幅书法作品，第二天护工对他说“大懒虫，起床了”，他说累了，再休息一会儿，再叫时，已去世了，非常安详，仿佛坐化了一样。

　　本版撰文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