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事件越来越复杂 学者:学术问题不该社会化

　　曹操墓事件之所以越来越复杂，从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变成如今的打假事件，这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有着很大的关系。专家也是社会成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政治和学术立场。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现在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既不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关系，又有足够的学术权威的机构，对曹操墓进行再一次鉴定，将结果公布于众，可能才会打消人们的疑虑。

　　■“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发掘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学风不正等现象

　　曹操生性多疑，传说中，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坟墓被盗，专门采取了“疑冢”的措施。要求在安葬遗体的那一天，让人抬着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出城，并将这些棺木安葬在72座陵墓之中。也正是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程，为真正的曹操墓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千百年来，各地的盗墓者趋之若鹜，然而，谁也没能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直到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向新闻媒体公布，曹操高陵在河南得到考古确认，并将其视为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可自从安阳“曹操墓”被发现以来，质疑声就此起彼伏，从未间断。8月21日，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在苏州召开。会上，相关专家彻底否定了安阳曹操墓。这无疑像是一颗重磅炸弹，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据了解，该论坛是由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共有来自国内、海外学者23人参加，此次论坛的目的就是要对“安阳曹操墓”进行研讨论证。

　　该论坛的组织、发起者，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于8月23日在博客上发表了名为《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共识》的博文：凭现有考古发现资料，不能证明、也无法确证安阳西高穴古墓葬的主人是东汉魏王曹操；“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发掘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学风不正等现象，如人为策划、人为操作、故意造假、作伪证等。本次论坛强烈谴责这种造假行为。

　　倪方六告诉《北京科技报》，这个结论并非空穴来风。与会的各方专家们已经出示了证据。他告诉记者，自己对这件事的关注一开始并不因曹操墓的真伪争论，反倒是想证明曹操墓的真实而参与研究的。可在研究中，他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在考古中，只有发现唯一指向墓主的文物，比如墓志、印章、印记、文字等，才能证明墓主的身份，而这些物品也往往是伴随墓主的陪葬品。拿印章来说，在古代，一般做官的人生前都有印章，古人认为，用印章陪葬，这是阳间身份与阴间身份转换的凭证，印章就相当于自己的阴间身份证。因此，对于考古学者来说，“见物如见人”，一旦在墓穴中发现这些物品，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墓主的身份。可“曹操墓”中并没有发现能够确定曹操身份的文物。

　　另外，在“曹操墓”出土的石碑中有“魏武王”的称谓。可根据史料记载，曹操在世的时候，下人都尊称他为武帝，并没有加上本国的姓，魏武王的称呼都是后人加称的，所以石碑中显示这样的称呼让人觉得很可疑。

　　倪方六说：“我亲自去了一趟安阳，进行实地考察，结果更加证实了自己的质疑。首先，根据古人选墓的习俗，所谓曹操墓的所在地，风水并不好。在古代，从秦汉时期开始，特别是君王，在选择自己墓穴的时候都很讲究风水。例如，这个‘曹操墓’面东，相关专家解释，是墓主人希望面对自己出生的故乡。可是，按照当时的律历规定和做法习惯，统治者是非常看重‘面南而治’而不是面对自己诞生故乡去治天下的。因此，这个墓的风水并不好，我认为曹操作为一代君王，是不会把坟墓建在这里的。”

　　其次，当初这个墓穴被认为是曹操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规模。根据相关资料，该墓地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规模宏大。墓地通过一个39.5米长的斜坡墓道，直接通到墓室门口，距离地面15米。而这种规格的墓葬，其墓主一定身份显赫，很可能是帝王墓穴。

　　“可我调查对比后发现，这个墓其实并不算大，只是墓道很宽。我实地考察了很多其他的墓穴，其中在洛阳发现的曹休，也就是曹操的族子，他的墓穴面积和曹操墓的规模一样。但作为曹操的后代，其墓穴规模是不可能超越长辈的，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我也对墓主人是曹操持疑。”倪方六说。

　　再次，在证实“曹操墓”过程中，曾经有资料指出曹操的嘴里含着一颗夜明珠。曹操所处的东汉时代，根据史料记载，两汉时期君主遗体嘴中所含的一般都是玉蝉，也就是玉知了，并非夜明珠。另外，在“曹操墓”挖掘过程中出土了三具头骨，有一具为男性，60岁左右，另有两具为女性，分别为20多岁和40多岁。当时，研究者称这与史书上记载曹操终年66岁（65周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但随后调查中发现，这具男性的头骨的面部被砍了一刀，并且这枚头骨是在墓的前门找到的，位置贴在门边。根据这枚头骨的大小可以推算出，头骨的主人身高应有1.8米左右，可根据史料记载，曹操的身高只有1.6米左右，并且如果墓的主人真是曹操，他也不可能在门边以这样的姿态被安葬。

　　■曹操墓挖掘到鉴定结束，历时一年左右的时间，不符合考古规律

　　此外，开封市文联历史学者林奎成告诉记者，从曹操墓挖掘到鉴定结束，历时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重大的定论，是非常不科学的，这也是不符合考古规律的，比如长沙马王堆，经历了17年的时间，反复论证，才向社会公布。曹操墓中本来就没有直接的证据令人信服，再加上发掘和研究的时间如此之短，因此就会使人产生怀疑。

　　对从安阳曹操墓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黄震云也提出了质疑。黄震云告诉记者，他自己就著有《汉代神话史》一书，其中有两章专门研究论证了帛画和石刻。他认为，根据自己的研究，“曹操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是仿照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水陆攻战”所作的，但工艺太差，明显出自现代民间制作。而根据百年以来的考古资料，目前已经出土的数万块画像石，没有一块是从二千石以上官员（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墓地出土的，也就是说王侯墓地根本就不用画像石装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也是质疑“曹操墓”的学者之一，他告诉记者，此次他们所拿出的证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属于学术内证，比如断定曹操下葬时不可能有“魏武王”的称呼。关于曹操的称呼，应该严格区分为生前、死时与死后三个阶段。曹操生前被封为魏公，升格为魏王，死时得到“武王”的美谥，这都发生在汉朝，均没有“魏武王”的称呼；死后被追尊为武皇帝，发生在魏朝。后代史官追述往事，当然可以称为魏武王，也可以称为魏武帝。根据文献，曹操生前和死时都没有“魏武王”的称呼。而且墓中“武”字的写法可疑。

　　根据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李路平的介绍，考古人员最初之所以认定河南安阳这个墓为曹操墓是参照了《鲁潜墓志》的记载。鲁潜，是后赵时期的一位正三品官员，他的墓志于1998年4月出土于河南安阳，这个墓志详细指出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

　　但是，李路平认为，《鲁潜墓志》本身的真伪就存在争议。研究发现，《鲁潜墓志》中有一个“年”字，写法和现在的写法几乎一致，不符合当时的隶书书写规范。其中的“岁”字也很可疑，他说，北朝时期的人写“岁”字，通常上半部分应该写成“止”，而不是“山”。《鲁潜墓志》的“岁”字上半部分恰恰是“山”，同样不符合当时正确的写法。而本身就存在争议的《鲁潜墓志》不足以作为判定“曹操墓”的证据。

　　李路平告诉记者，同样受质疑的还有三块出土于曹操墓的“文物”，“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和“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前两件“文物”上的“武”字与《鲁潜墓志》中第二个“武”字写法一样，错把“止”部写为“山”。“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牌中“武”与《鲁潜墓志》中第一个“武”字同样“止”下横出头太长，错写为“之”部，因此李路平认为，这三件“文物”与《鲁潜墓志》为同一人操刀，属于人为造假。

　　■曹操墓的争论焦点已经从是不是曹操墓的问题，上升到是否为真墓的问题了

　　面对“反曹派”的种种“证据”，“挺曹派”的专家也做出了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告诉记者：“对于曹操墓的争辩，目前的争论焦点已经从是不是曹操墓的问题，上升到是否为真墓的问题了，如果不是真墓，那么就是人为地刻意造假。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所以如果有人有相关的外部证据，完全可以拿出来，要是证实曹操墓有假，可以去上诉，通过法律手段去告安阳考古所和国家文物局。”

　　刘庆柱说，考古是一门多学科结合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要想精通此行，需要涉猎各个学科，凭借自己常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做出合理的推断。可这些质疑的专家名单中，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做考古的，术业有专攻，这会影响他们对考古界所做出的判断。

　　另外，对于他们所出示的一些学术证据，刘庆柱认为，这其实是研究方法问题。质疑者提出的证据并非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手段，比如用显微镜等进行科学考量获得的数据，而是主观认为，以前记载没有的，就当是假的，这样的断定方式太过武断。因为考古界很多都是新发现，以前没有的，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作为认定造假的理由。例如，“魏武王”的称号，其实南朝历史书上就曾提到过“魏武王”，这个称号确实是有的。

　　刘庆柱说，现在他们判定这个古墓是属于东汉时期的，如果这个古墓是造出来的，那么它的时代就是现代的，而里面的每一块砖头等都应该是现代的，可质疑者并没有拿出相关证据。

　　而关于研究时间过短的质疑，刘庆柱认为，考古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的经验，当初考古人员一看到墓穴，根据以往经验就已经可以判定它属于东汉时期，再加上对出土文物的分析，很快就认定是曹操墓也并不稀奇。

　　对于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告诉记者，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这主要是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刘庆柱表示，对于考古来说，它有一套专业的科学认定方法。首先，要从已知的蛛丝马迹中寻找未知，这就需要专家通过遗址中所留下的物品，寻找同一时期的物件，进行对比，从做工手法、年代等给予类比，从而确定它属于哪个时代。拿墓穴来说，不同的墓穴规模就代表着主人的不同级别，这些都是证据。

　　其次是进行纵横的比较，把考古发现中同一级别和时代的其他物品进行对比，再把它放到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出土文物作比较，直至最后确定它的身份。

　　再次，就是对于一些头骨或者骨骸，利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判别，比如进行头像的复原等。

　　一位文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考古发掘有行政和科学研究两个过程，行政过程指的就是每次发掘要申报挖掘执照，必须要经过文物主管部门的批准之后才能进行挖掘，等挖掘结果出来以后要写科研报告呈给上级。

　　而科研过程指的就是要先进行野外的挖掘，整理现场，然后把出土的文物拿到室内进行整理，研究它的科研价值，这段时间需要花费得久一些，之后就可以采取若干种方式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在判定文物身份的时候，除了一些科技手段之外，主要是靠研究者头脑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判定。

　　■曹操墓的争论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和权力大于学术，政绩高于学术的问题

　　正反两方争论不休，究竟谁是谁非？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告诉《北京科技报》，从曹操墓这场争论来说，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现在的人们总是抱有质疑一切的态度，不论曹操墓是不是真实的，人们都会质疑。这其实是人们的一种心态，正所谓造假的太多了，所以才使人们有这种戒备心。

　　其次，现在我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状，即权力大于学术，政绩高于学术，这是社会急功近利、浮躁的一种表现，在这样的氛围里，学术领域也不甘寂寞，专家附庸权力，因此在公众心目中，专家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胡星斗认为，想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到学术机构非行政化，学者们要不受行政当局的干扰，不需要为了行政当局的某一个指示而去做论证，不再为论证而论证，而是出于学术的目的进行研究。另外，还要对专家建立一种声誉机制，一旦发现有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就会威信扫地，影响日后的声誉，有了这样一个评估机制，就能够更好地约束专家，学术风气也会转正。此外，还要相对提高学者的收入水平，这样就不会再有学者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去做挡箭牌。

　　在国外，专家的威望并不是看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要靠同行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如果他们评价高，那么学者的收入水平就高，这是一种外部监督的手段。虽然这也不能完全杜绝学术造假，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陆益龙教授也表示，曹操墓事件之所以越来越复杂，从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变成如今的打假事件，这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有着很大的关系。专家也是社会成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政治和学术立场。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现在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既不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关系，又有足够的学术权威的机构，对曹操墓进行再一次鉴定，将结果公布于众，可能才会打消人们的疑虑。

　　陆益龙说，“曹操墓”这个学术问题本不应该地方化、社会化、政策化，如果仅仅是学术讨论，各方专家都有权发表自己的学术看法，真理越辩越明，可如果将学术问题引向歧途，不仅丧失了公信力，公众也会对此缺乏兴趣。

　　■文/李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