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捡小石头垫桌子(图)

　　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边区根据地仅有的一次集中、大规模的采访活动。这次中外记者团从申请、批准到成行颇费了一番周折，最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极不情愿地组织了这次采访活动。“这是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是在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场合经过几个月的舌战和斗争之后，蒋介石才被迫同意的。”中外记者的采访报道从各自的视角客观地报道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国际同情。通过中外记者的采访报道，一个乐观自信的共产党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功访问边区，也浸透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智慧。

　　外国记者对共产党态度、看法的改变，主要是被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的真实情况所打动，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以诚待人，既介绍成绩，也不讳言困难。中外记者感慨良深，从此对共产党的态度、看法都发生了转变。可以说，这也是我党国际统一战线的一次成功实践。

　　周恩来在给董必武的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1943年底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节节胜利。而1944年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大溃败，引起盟国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这引起了盟国的关注，美、英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尽早结束战争，也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长期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断敦促蒋介石同意他们派出记者前往边区，了解真实情况。

　　1943年11月6日，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出申请赴延安采访，从而揭开了记者团访问延安的序幕。1944年2月，在重庆的美、英等国的10名记者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和黄河以东我解放区参观、访问，了解我军事力量，并且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

　　英、美——特别是美国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也于1944年3月向我党提出要求，希望能允许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中共中央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非常重视。因为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的5年时间里，外国报刊了解中共的渠道非常单一。中共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抗日壮举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注意和思考，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让这些记者对被封锁的边区更充满了好奇，他们迫切地想打破那些神秘。

　　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1944年2月2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新闻会议上宣布，蒋介石同意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受此鼓舞，部分中国记者也趁机提出申请。在得知驻外记者申请赴延安采访后，1944年3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给董必武的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4月10日，在国共两党谈判前夕，梁寒操再次表示同意批准一部分中国记者的要求，宣布将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实际上是解放区参观团)，赴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

　　周恩来笑着对王震说:“王胡子，今天把你找来，给你个特殊使命，让你当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将来访的中外记者团打几天交道。”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成员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作家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中国记者9人(除国民党官方报纸的记者外，为装潢民主的门面，也安排个别民间报纸的记者随行)，官方领队和随员共6人。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到延安并准备到前方去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共产党希望借此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谎言和欺骗宣传。因此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具体负责接待工作。为了达到“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目的，周恩来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等参加接待工作的单位负责同志和干部，开了动员会。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出面接待。

　　会后，周恩来笑着对王震说:“王胡子，今天把你找来，给你个特殊使命，让你当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将来访的中外记者团打几天交道。”王震开玩笑回答:“我是个粗人，让我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不怕我捅娄子么？”周恩来说:“不怕！都说你王胡子外方内圆，方者原则性也，圆者灵活性也。我相信你会善决机宜，把事情搞得很好的，捅不了什么漏子！”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5月17日下午启程离开重庆，开始了经华北到西北的艰难旅程。但国民党领队带着记者团兜兜转转，经过好一番折腾，直到5月31日才从山西平渡关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6日，记者团到达王震359旅驻地南泥湾。第二天，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延安赶来，接见了全体记者，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在接下来的几天叶剑英、王震等陪同记者团在南泥湾各地参观，介绍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情况。几位西方驻华记者在参观伤兵医院时，对共产党军队在缺医少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印象特别深刻，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对边区搞封锁、搞摩擦的事实。

　　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叶剑英和王震陪同下顺利到达延安，并受到了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参观团被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南边交际处30多孔新开的窑洞里，虽然条件简陋，但非常整洁、卫生，也很温馨。中外记者虽然刚刚经历长途跋涉的旅途劳顿，但面对这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都显得特别兴奋。

　　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院子里捡来一块平底的小石头，垫在桌子脚下。

　　6月10日，是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的第二天。这一天的早晨，当中外记者在早餐的餐桌上发现了牛奶、面包、鸡蛋、酥油(土制奶油)时，都觉得难以置信。经过解释，他们才明白自己又被国民党“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的宣传欺骗了。大家非常轻松地享用了这顿“西餐”，对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中外记者冲破封锁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在交际处的安排下，6月1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会见了记者参观团。在欢迎会上，毛泽东风趣幽默、侃侃而谈，重点谈了国共关系和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要让人民享有民主。不仅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政治上自由，而且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也要实行民主。毛泽东纵论天下形势，巧妙地利用这次机会，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让记者们由衷地钦佩。同时毛泽东平易近人的作风，机智的口才也让记者们为之倾倒。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

　　在延安期间，记者团参观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保育院等地方。延安街道干净整齐，人民安居乐业、意气风发，边区政府作风民主，共产党领导人生活朴素，这些都与国统区截然不同，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在延安保育院，孩子们的活泼可爱、独立自主的行为更让这些记者觉得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就在这里。随行的路透社记者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国民党官员见无法控制记者的采访活动，采访期限还远未到就匆匆决定返回重庆。7月12日，国民党官员命令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外国记者除夏南汗神甫拒绝回重庆，决定留在边区继续采访。

　　斯坦因对毛泽东进行过好几次的单独采访，总共长达30个小时。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园子里捡来一块平底的小石头，垫在桌子脚下。斯坦因特别记录了这个细节，他采访过许多国家的政要，但像毛泽东这样礼遇他，是生平仅有一次。后来在他的著作中他对毛泽东的崇敬溢于笔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把斯坦因征服了。见多识广的福尔曼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1944年9月中旬，他甚至亲自上战场观摩了八路军发起的汾阳战斗。在冲天的炮火中，他强烈地感受到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

　　“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作普通行为，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

　　外国记者在边区期间，不仅参观了边区的政府机构，了解人民生活，还亲眼目睹了边区人民行使选举权。那种在最落后、最原始的环境下，人民却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使他们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而边区从共产党到普通百姓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更让他们感觉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对于外国记者在边区的活动安排以及他们思想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注。毛泽东曾指示说:“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他们从延安所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夏南汗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1944年8月，周恩来在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作普通行为，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外国记者直到1944年10月才结束在延安的采访回到重庆。经过几个月的访问，外国记者已被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磁石般吸引。他们发现边区的确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他们纷纷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的生动报道。外国记者在访问延安期间发回了大量客观报道，详尽地记述了他们在边区的见闻感受。尽管外国记者拍发的新闻电稿大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无理扣押或删减，但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立场、倾向不同的外国记者利用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在国外出版了一批介绍共产党及边区的书籍，其中代表作有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在他们笔下，一个新生的、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中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出现在外国公众面前。这就用事实粉碎了国民党宣传机器对“边区黑暗”、“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诬蔑。

　　这次中外记者对根据地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对延安等地的封锁，而且加强了中共与美英等国的交往。正如董必武同志在1945年3月的一次报告中所说:“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1944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 　　刘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