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真实情史家事：生命中的4个女人(5)

　　“西安事变”中写下遗书

西安事变次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写信，要他“为国珍重”

　　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中国西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拘捕了前去督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两种主张：武力讨伐与和平处置。在下令剥夺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后，国民政府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调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12月16日，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讨伐。孔祥熙则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共同谴责张、杨，向他们施压。

　　托张学良亲信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立即赶回南京，恳求国民党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她反复说明，她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私意出发，更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一旦进行军事讨伐，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西安百姓也将遭受战火之灾。

　　宋美龄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变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请出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良好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信使赴西安。端纳带了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另一封则是宋美龄写给丈夫蒋介石的：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 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的脾气，此信主要是为了安慰蒋介石。至于信中说蒋介石一贯主张抗日，其实是写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看的。

　　蒋介石口述“与妻书”

　　1936年12月14日，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后甚为感动。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蒋介石告诉端纳，不要让她来此险境。端纳随即复电宋美龄。当蒋介石看到端纳拟好的电文开头所写的“蒋夫人转电已悉”时，泪如雨下。

　　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在致宋美龄的遗嘱中写道：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在致儿子的遗嘱中写道：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

　　致全国同胞的遗嘱中写道：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