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之女忆父亲生平: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2)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有黄埔军校100多人，有好多爱国青年，比如暗杀汪精卫的王亚樵 。很多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败后他们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那时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李筱桐介绍说，“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主席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

　　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北伐军第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李济深曾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居中加以调处。

　　蒋介石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李筱桐说。

　　其时，李济深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参加接见。他做了一件事让我父亲很尴尬，胡志明认识我爸爸啊，又是好朋友，毛主席站第一，我爸爸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爸爸那去了，拥抱接吻，就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消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去就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却未置一言。”李筱桐说。

　　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1月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李济深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四川的陈明仁 、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

　　1948年9月，李济深曾派人带信给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过于热心地想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参加。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

　　“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爸爸的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就住在房子里。当时警卫和公安都来了，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李筱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