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挂孙中山像争议说起:给他“摘帽”是历史必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大解放的大潮中开始了对孙中山的重新解读。这里仅就自己的研究体会，谈点对孙中山的重新认识。

　　从挂孙中山像的争议说起

　　国庆60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挂孙中山像，与毛泽东像遥遥相对。这常规的举措却引发网上争议。争议的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为什么要挂中华民国国父的像？二、孙中山真的伟大吗？可以说，有多种原因引起这场争论，其中表层原因，是网民对历史和孙中山缺乏应有的了解；深层原因，则是民族文化素养不高，又受到戏说的文艺作品的误导。有的电视剧中的孙中山，成了一名鲁夫，他不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创导者和领导者，甚至他所以走上革命之路，还是李鸿章启导的。

　　人们不得不深思：孙中山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不是值得后人纪念？其实，这样的问题，孙中山已经以他的伟大功绩作了回答。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也有明确的说法：“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党的文件中肯定的伟人，是不是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伟人？常听有人说，“孙中山说起来伟大，实际上并不见得伟大”，在网上，也有人说，挂孙中山的像还不如挂秦始皇或袁世凯的像，甚至说孙中山是一名没有法制观念的暴君。可见，既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和取得共识。回应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评价，解读其思想的当代价值，还他一个历史的真实面目。

　　关于四顶“帽子”

　　过去一个时期，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与伟大思想，几乎给一顶顶不实的“帽子”所淹没。他的头上起码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空想”、“大炮”四大帽子。要重新解读孙中山，先得从“摘帽”开始。

　　“大炮” 孙中山早在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已是出了名的“孙大炮”。此绰号源于孙中山在南洋为武装起义筹措经费时，因为他每次总向募捐者信誓旦旦地说：“这次起义一定成功！”可是起义一次次失败，人们认为他总是放“空炮”，于是便成了“孙大炮”。当年我从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工作，父亲得知后便说“你去研究孙大炮了！”我惊讶连我父亲这样的普通百姓，也都知晓“孙大炮”。其实，1911年武昌起义的告捷，终结了二千年的封建帝制，“大炮”的帽子早该摘除了。

　　“空想” 一直以来，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这一看法，似不无根据，1917年《实业计划》的第一计划刚一发表，便遭到国内外各方人士的批评，几乎异口同声骂曰：“空想！”应该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确有空想成分，孙中山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大背景，他急于利用战后“有余”的资本，以及种种的“战争机器”等，来迅速发展中国实业，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寄予期待，虽是良好的愿望，却是与虎谋皮般的天真幻想。但就《实业计划》的整体上说，它无疑是近代中国最宏伟、最完美的一份现代化建设蓝图，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已经有力说明，《实业计划》所构想的系统建设工程，已逐渐实现和即将实现。今人实践与孙中山构想的不谋而合，验证了孙中山当年依据经济规律进行谋划的合理性与超前性，而并非完全空想。

　　“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 依据阶级分析方法，孙中山算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其思想学说肯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多少年来，很多人便是这样的逻辑。给孙中山戴上这两顶帽子的，首先是列宁。1912年7月15日，列宁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文中对孙中山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十分称赞，同时认为孙中山“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又认为“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他所制定的经济纲领，却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基本按列宁的说法给孙中山定性：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主观社会主义客观资本主义”。

　　我认为，机械地给一个人划定阶级属性，并由此评判其思想，是不科学的。孙中山出身农民家庭，少年赴夏威夷探亲，之后接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从小学至大学的学习生活，以及后来大半辈子在欧美和南洋，他不仅早已“洗脚上田”，而且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读了大量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包括马克思经典之作《资本论》。在孙中山的脑海里，既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也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既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接受了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

　　孙中山是较早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并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国人。1905年，在伦敦蒙难获救之后，他在欧美停留了一段时间。居留伦敦期间，孙中山有机会进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读书，他又大量购买各种书籍。据英国侦探报告，1896年12月3日至6月24日期间，孙中山进入大英博物馆有68次之多，平均3-4天到图书馆一次。虽然没有史料证明孙中山当时具体借阅了哪些书，但从后来他的讲话和论著可推测，他确实读过社会主义思潮的相关学说、各种政治与经济理论著作、欧美的革命史及革命人物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当时对他的影响至深。孙中山当时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向往，不只停留在理念上，还开始付诸行动。1905年5月，孙中山到布鲁塞尔，走访了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即第二国际。孙中山向该局主席王德维尔德和书记胡斯曼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纲领，称“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表达了欲变革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以及希冀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孙中山还热切请求接纳他的党加入第二国际。

　　孙中山曾明确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社会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我于1991年发表的论文《孙中山民生主义性质的再探究——论民生主义的多元性》，为孙中山摘“资产阶级”和“客观资本主义”两顶帽子，学界之后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以为给孙中山“摘帽”已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近代化先驱”与“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中的界碑式人物”

　　孙中山是伟人，这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十分明确。胡锦涛在2006年纪念孙中山大会上的讲话，对孙中山有三个定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这无疑是侧重于政治层面的评价。对孙中山的伟大，我个人着重想强调如下方面：为振兴中华，领导武装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未雨绸缪，为新中国勾画雄伟的建设蓝图；一生奉献，死而后已；超越时空的光辉思想，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

　　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复兴所作的奉献，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还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学界对其在探索中国近代化出路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近代化先驱”。我认同这一定位，并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我与卢昌健合撰专著《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在再版时，也特意将书名改为《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国建设前瞻者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孙中山的文化取向开始关注，但研究者多着眼于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未能深入探究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孙中山在文化方面的历史贡献。近年与几名年轻学者一起承担了“孙中山的儒家情结”的课题，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学界在研究中华文化发展时不论及孙中山，在研究孙中山时极少论及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贡献，是一种偏见与不足；并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中的界碑”、“文化创新的楷模”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探索者”，其三民主义学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硕果。我以为，对孙中山的定位宜添加两个：“中国近代化先驱”与“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中的界碑式人物”。

　　伟人超越时空的思想亮点

　　时代伟人所以成为伟人，不仅因为他的历史功绩能引领和推进时代发展，而且因为他的思想具有普适性，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孙中山超越时空的思想，比比皆是，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十个方面：

　　1、“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思想；2、“天下为公”的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思想；3、“门户开放”的开放建设思想；4、“系统方法指导”的系统建设思想；5、“有道德始有国家”的德治思想；6、“博爱”与“互助”为核心的新道德观；7、“主权在民”的重民思想；8、“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均富思想；9、“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待”的协调发展思想；10、“兼收众长，益以创新”的文化开放思想。

　　比如，如何建设和谐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以“心性建设”、“实业建设”和“社会建设”为三个大子系统，设计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在经济建设方面，孙中山继承儒家“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均富思想，主张通过实施“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使人人共同享有平等的经济权益，以防范社会的贫富不均，“政权上不专制，社会上的贫富，还要平均，才能相安无事，否则还免不了革命”。孙中山主张开放建设，他既确立了一个“门户开放”的国策，又提出三“引进”的具体的开放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构建了一个富有世界视野的建设蓝图。《实业计划》，运用了系统思维方法，勾画了多层次的系统建设工程，并希冀借助国际力量，以及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而发展中国实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变传统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他石破天惊地说：“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在政权建设上，孙中山反思了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因袭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创制了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宪法”。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权能相分”，既要确保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又要以贤能治国，组建强有力的政府。孙中山批评西方的代议制，主张“直接民权”实现真正的“主权在民”。孙中山对西方民权主义的核心理念——“自由、平等”，都从国情出发，进行重新审视。

　　重新解读孙中山的目的，一是使伟人孙中山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还其历史的真面目；二是通过台湾土改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验证孙中山当年理想蓝图的可操作性，摘除其“空想”、“大炮”的帽子；三是发挥孙中山在两岸以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黄明同（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中山基金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