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气曾影响标点符号 中国将再次大修"国史"(2)

　　为何存有缺憾？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新京报：“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点校本并不能全部反映当年工作的实际水准。

　　新京报：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徐俊：在力求简单的思想指导下，有几部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这就要求我们整理时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底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觉得哪个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说明。

　　这是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次修订我们要求每部史都必须确定好的底本，彻底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新京报：政治风气有没有给内容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新京报：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重修国史各方态度？

　　专家呼吁，温家宝批示

　　新京报：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这些瑕疵的？

　　徐俊：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有不断讨论的札记文章，甚至有的还写出了专书。

　　新京报：这次提出修订经历了什么过程？

　　徐俊：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施单位，中华书局一直关注这些意见，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都还健在，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尽快组织修订。

　　新京报：做了哪些准备？

　　徐俊：2005年，我们对1958年到1978年点校本整理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同时组织专人从编辑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

　　新京报：调研报告都提交给哪些部门？

　　徐俊：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还向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汇报，修订工程开始后，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新京报：老先生们的呼吁有作用吗？

　　徐俊：在他们呼吁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金支持。

　　修史力量水准如何？

　　修史水平位于最前沿

　　新京报：这次修订有多少人参加？

　　徐俊：这次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大多来自高校，也有来自科研机构、文博系统。

　　每部史都确定一个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水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新京报：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显，如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整理，对包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订工作上。

　　新京报：与上次相比，现在研究有哪些有利条件？

　　徐俊：3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新京报：对目前修订的阶段成果，你怎么评价？

　　徐俊：已通过评审的各史样稿普遍受到肯定，我个人对新的升级版本有充分信心。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