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钱伟长：亲爱的祖国我怎么能对你说“不”

2010年08月06日 09:05　来源：北京日报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毕业照。

2007年，钱伟长重返母校无锡市荡口中心小学。

　　2010年7月30日，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人们不禁慨叹。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已经悉数与我们别离。虽然“三钱”巨星陨落，但其一生追求知识、不懈进取、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精神之光永存，足为后世景仰，并召唤后生追随。谨让我们在向钱伟长先生最后道别前，追忆其生命往事，探询他98年的心路历程，珍惜他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瑰宝，并祈愿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操劳，真正享受安宁。

　　1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人生的大幕，由选择开启。

　　让不少当代青年困惑的是，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不知自己该学什么专业，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学。19岁的钱伟长对此却格外笃定。他那一腔青春热血，被1931年“9·18”事变中日本侵略军攻击沈阳的炮火点燃。中学时代，他原本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以中文和历史两个科目分别10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钱伟长毅然决然地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目的只有一个——振兴中国的国防军事工业，从而增强中国军队的战力。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对于所学专业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而不接受的理由很简单却很确凿：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试卷上的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面对这样一份高考成绩单，别说吴有训教授，就是任何一位大学老师都会相信，钱伟长不是一块儿学理科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这就使钱伟长这位英语“文盲”学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但报国心切的钱伟长渴望迎接一切挑战，不惧马革裹尸，何愁几门功课？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收他为弟子，他听从了一位同窗的劝告，针对吴教授心软的特点，每天对吴教授软磨硬泡。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没有人能对这样的选择无动于衷，更何况有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吴教授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常人实在难以想象从考试成绩5分起步学物理，从0分起步听英语课程，并在清华这样一所尽是严师高徒的高等学府里读书，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窘迫与煎熬。若不是心里常念——一个四万万人口的民族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恐怕没有哪一个稚嫩的书生能够承受此种艰辛。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仅有1.49米身高的、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就拼命，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先到背完了。我在物理系呆了4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并从导师开门办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中获益。吴教授鼓励学生提高自学能力，为拓宽知识面，鼓励他们心“有”旁骛，适当选修其它外系课程，也提倡教师在不同学校流动兼课，还邀请英国、丹麦等国家的物理学家来清华讲课。这为钱伟长日后提出中国高等教育要打通“四堵墙”的理论做了铺垫。

　　国难当头之日，男儿发奋之时。

　　回首100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有多少中华好男儿以报效国家为使命——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文学）救国，而钱伟长弃文从理也为的是（科学）救国，还有军事救国的实践者、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的蒋百里、教育救国的力行者陶行知、工业救国的实业家范旭东、农业救国的先驱者费达生、体育救国的倡导者张伯苓、美术救国的艺术家徐悲鸿、音乐救国的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所有这些有志青年一生事业的选择，都是遵从一个神圣的目标——祖国的需要。

　　2 亲爱的祖国，我怎么能对你说“不”

　　当时，要为国家“学造飞机大炮”，出国留学是必须的。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钱伟长等22名“中英庚款会”公费留英学生所乘客轮在香港被征用为战争物资，他的留学生涯就应该从1939年算起。之后，这些深感国难深重的留学生，又拒绝登上计划在日本国土停靠的留学客轮，将护照抛进黄浦江而使留洋再次搁浅。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等才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9月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迎来了自1827年建校以来的首批中国研究生。

　　在多伦多大学深造期间，钱伟长在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其学术成果也为他赢得世界声誉。他的导师是原籍爱尔兰的辛吉教授。辛吉教授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躲避德军空袭而在此任教，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系内教授因费尔得，则是爱因斯坦的大弟子，专著有《物理学的演化》等。钱伟长在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研究所得——“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的发现——“微观方程组”，两种理论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并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

　　钱伟长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受到世界力学界、数学界和爱因斯坦的关注，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而且影响深远。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执行主席盖拉格教授向与会者介绍钱伟长时，依然不忘其历史功绩：“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秉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四十至五十年代应用力学研究生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影响巨大。”

　　1942年，钱伟长由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郭永怀一起，在有“世界导弹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关于在美国的这段经历，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个创意曾得到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的赞赏。当伦敦遭受德军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而冯·卡门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受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在此投入火箭和导弹设计试制工作的钱伟长，通过仔细研究德军导弹的射程与攻击目标后，发现其火箭大多由欧洲西海岸发射，而落点在英国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只在这个有限的距离之间。因此，他提出，在伦敦市中心地区布置多次被导弹击中的假象，诱使德军相信不用调整导弹发射地点也能击中目标，从而使伦敦的要害部位得以保全。英国接受此建议，并有效实施，德军始终被蒙在鼓里。战后，当爱好写作的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用感激的口吻说：“美国青年真厉害！”——应该是中国青年真厉害。

　　1946年，钱伟长从洛杉矶起程，回到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母校——清华园。他要向那些曾经和他一样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们传授知识，培养比自己更好的学生，更希望继续搞科学研究。教授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学术研究富有魅力。一般教授一个星期上6堂课，他却讲17堂课，且没有一点儿怨言。

　　两年过后，“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困难。于是我到美国大使馆注册，办签证。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签证官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能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钱伟长说：“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我们相信，一个不忠于他自己祖国的人，是不会忠于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忠于理想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钱伟长义无返顾地在美国签证上写下的一个“NO”，仿佛在告诉我们他的心志，也是做人的准则：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面对自己的祖国，一个人是永远不能说“不”的。

　　3 一己的遭遇，无撼对国家的忠诚

　　科学界“三钱”中，只有钱伟长一人被打成右派。

　　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力学教授的钱伟长因言获罪。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而《光明日报》则刊登其与他人合作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稿，两篇文字皆成把柄，为文之人却有口难辩。

　　前一篇文章，是他对苏联教育模式和办学方法以及理工合校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因此而受到政治批判；后一篇言论，则是他作为民盟一员与同仁一道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心里话，却变成了反党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也就属证据确凿。45岁，正是一个生命日当正午的盛年，却被剥夺了讲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发表文章的权利。就连他已经排好版的专著《应用数学》也被封杀，甚至还要作者交付排版费。好在他的另一本书《弹性力学》赶在“反右”的前一年——1956年出版。

　　数年间，这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教育家只能与扫帚、墩布以及抹布为伍，整日与灰尘和油渍搏斗，凭毛泽东一句话“钱伟长是好老师”而保留教授头衔，并免于发配。但妻子被隔离的同时，儿子考上大学竟然也“不予录取”。

　　和许多受到冲击与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钱伟长来说，1966年开始的“文革”噩梦要比“反右”来得更加恐怖。

　　1968年，他头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强迫到首都钢铁厂劳动改造。56岁的科学家变身为一位炉前工。他在事后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分明是拿好马当驴使。”也凭周恩来总理的一张条子，他从1970年开始负责接待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宾，由此家庭的居住条件得到相应改善，日常生活起居也相对不再寒酸、局促。这显然是周总理为了保护国宝级人物而做的巧妙安排。之后不久，他被列入出访欧美国家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钱伟长的了解，缘于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会议上的争吵。当时，钱伟长着眼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提出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一是原子弹，二是导弹，三是航天，四是自动化，五是计算机。没想到，与会的学界元老们有400人不同意。1比400，钱伟长很孤立。只有两个人支持他，一个是钱三强，另一个是钱学森，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最后，周总理拍板：“‘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三钱”的特有称谓，就是这么来的。

　　在十年“文革”动荡的日子里，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处在一种近乎隔绝的状态，而封闭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小道传闻与消息漫天飞。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可是一则大新闻，尤其是屡遭政治迫害、常年被压制在底层、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的大科学家钱伟长在其中，就更加使国内外的舆论哗然。一些人猜测：“钱伟长有移居国外的打算。”而钱伟长本人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却从容淡定：

　　“我只是出去，但不会走的。”

　　他像是在回首往昔，又像是在瞩目明天：

　　“当我是壮年之时，我舍弃了美国的优越物质生活而回到祖国，为的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生我育我的祖国母亲，奉献给我的亿万同胞。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还请记者代为传递一个信息：“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我可爱的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4 以国家为重，对莘莘学子的叮咛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修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郭永怀等同窗相聚一起，就常常畅谈国事、憧憬未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回去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而钱伟长作为教育家，亲手办大学的机遇，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供的。至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国家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过特殊关照。

　　1983年，已届71岁高龄的钱老，由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人才的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指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细心的邓小平还在指令上说明，担任大学校长不限其年龄。由此，钱伟长成为中国历史上上任时年龄最高、卸任时年龄同样最高的一位大学校长。好像要以此来弥补他被边缘化、被强横无理地打入冷宫所荒废的时光，也好像是在对他说“对不起”。

　　晨光熹微，校园里的一位老者已经像久经沙场的将军一样，开始巡视他的“营帐”，检阅他的“士兵”。每一位闻鸡起舞的“将士”都曾从他慈祥、睿智的目光中，得到一块无形的奖章。夜幕降临，晚自习教室、实验室里，也常见老人的身影。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回忆：“当老人步履蹒跚坐上轮椅，他依然保持着‘爱串门’的习惯，到资料室看看，到办公室转转，到学生宿舍聊聊。”只要见到这位蔼然长者，师生们的内心就蓄满能量。

　　“教书育人”的重心在后面“育人”两字。钱伟长在学校研究生复试时的提问，从来不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前不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而“学分制”早在1993年，就由钱伟长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式实行。这使因材施教有了抓手，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成为可能，“让你学”变成了“我要学”，同时还节省了教育资源，尤其重要的是，此举对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具有垂范作用，且意义深远。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仅1983年至1994年这10多年间，原来的上海工大已经建立起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在行政管理之余，还亲自主持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名博士生，数十个博士生已经毕业。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钱伟长的功绩非校园所能局限。他所提出的“拆除四堵墙”的高等教育理论，应该算是国家级的教育“科研”成果。

　　他的“拆除四堵墙”之说，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堵墙；拆除各学院与各科系、各专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堵墙。

　　应该说，钱伟长是带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而离去的。

　　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

　　师资的资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素质。他主张：“教授应该讲基础课。讲课与科研两不误才是好老师。坏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说到人才，钱伟长强调：“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更注重培养对国家与民族有担当的人：“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不以国家为重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

　　结束语

　　19岁的青年，为了爱国而选择改学专业；

　　36岁的中年，为了爱国而选择放弃移民；

　　60岁的老年，为了爱国而选择留守家园……

　　我们相信，如果有100次选择，他也会选择爱国。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

　　“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