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钱伟长校长:习惯找青年教师谈话 关心中文教育

　　我于1998年底来到上海大学。当时，钱伟长校长提倡办研究型大学，以特殊政策引进人才。没有钱校长的思路和胆略，我来不了上海。那时的人事管理、户口制度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我在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国内数所重点大学邀我任职，但听说我没有档案，都退却了。唯有上海大学，给我打开了一扇门。

　　刚进校，钱校长就找我谈话——他有找青年教师谈话的工作惯例。他想知道我对上大中文系现状的看法。他说系里相对而言语言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强，重中之重放在哪个学科好？我不了解情况，说得不多，多数时间是听他谈。印象最深的是钱校长谈到什么是大学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大学学习，教知识当然需要，也有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第一次和钱校长谈话，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谈了很多国外的情况。我本来以为研究中文是无需出国的，他激发了我去国外访问作研究的愿望，后来我去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都和这次谈话有关。

　　跟钱校长的第二次接触是听他讲演，他讲的是一个人类学课题，契丹族的起源与流变。他用语言学等综合方法来考察契丹族的起源、发展及迁徙路径，等等。一个数学和力学专家，能有这样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让我吃惊。当时，我正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感到苦恼：自己兴趣之广泛和专业之狭窄直接冲突。我对户口制度、上古人类史、西方哲学史的兴趣日增，到了像要放弃文学研究的样子。校长开阔的视野，开启了我的思路：人心要大，学问也要大；专业是可以相通的，不要画地为牢。

　　和钱校长最深入的一次谈话是在2004年秋天，我从剑桥大学回来。

　　听说他老人家身体不好，我想去看看他，没想要具体谈什么，估计10分钟就可以了。没想到他见面没寒暄，劈头就问：你觉得我们上大中文系现在怎么样？我说确实有很大进步。他反问：是这样吗？我们跟复旦比怎么样？我们赶上了复旦没有？

　　我噎住了。

　　之前，我在新加坡、法国、英国的研究和讲学经历使我产生了很多想法。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明确告知“不教写作”、“不培养作家”，中文系教语言、教文学史、教文学理论，就是不教文学创作，不教创造性思维和写作。这是没有前途的，当时已经有中文系学生找不到工作，无法跟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需求相衔接，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说明中国的高校文学教育需要改革。

　　我就开始谈这个话题，钱校长听得很仔细，追问了不少细节，他的助手徐老师进来两次，提醒他时间到了。

　　3天后，徐老师来电，说校长要我把对中文系教育教学的想法整理成文字给他。我赶紧搜集资料，用3天时间，写了一个报告。写的时候，心里并不自信，因为对有些问题的思考还只是皮毛，很多问题没有想透，而且只有概念，没有具体措施和规划。不料，一星期后，徐老师来电，说校长批转了我的报告。我非常惭愧，马上提起精神，进一步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此后好几年，创意写作研究是我常态教学科研之外的一个“私密”任务。

　　如今，上海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创意写作中心，全国第一个本科“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平台”，翻译并编写了大量资料，包括一套教材，还开设了两门创意写作实验课程。我们和美国一所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和国内影视学院也建立了合作机制，等等。

　　可惜，我们还没来得及拿出真正过硬的成果给钱校长看，他关心的不少问题，我们还没有自信给出答案，钱校长就去世了，痛哉！ 葛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