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幻化为“尧舜之都”的文化想象

　　陶寺遗址幻化为“尧舜之都”的文化想象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8月3日《京华时报》)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出丰厚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出现了青铜器和疑似文字及都城，构成文明的要素似乎一应俱全。有人据此说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应该说，从历史的逻辑看，颇有些道理。但是前有曹操墓的考古疑云，有着考古实证文物支持的曹操墓都难以被公众采信，而纯粹构建在历史假设基础上的“尧舜之都”也就更缺乏公信力。只能说，这是考古学家的文化想象。

　　早期人类文明的曙光总是晦涩不明的，因为没有确切文字的记载，器物佐证是有瑕疵的。所以，早期人类历史，往往是在口耳相传中蒙着一层神秘氛围。从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冈这些现代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中可以得出，其出土的器物虽然具有了相当的社会政治属性。而遗憾的是，这些文化遗址最让人困扰的就是缺乏现代人可以解读和确认的文字传承，至多只是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符号。而这一时期，相当于涵盖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朝。

　　陶寺遗址，从文物出土的情况看大致属于这一时期。但是仅凭出土文物，以及无法解读的疑似文字符号，显然不能将其定位为“尧舜之都”。事实上，即使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史记》，详细记录了夏朝的世系和诸多事件，而且，春秋末年的齐侯钟、秦公簋和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尤其遂公盨等器物上也有“天命禹傅士，隋(堕)山浚川”的铭文，现代史学家依然认为治水的大禹是虚拟的，甚至有人称之为一条大鱼。

　　可见，断代历史和确认早期文明，现代通行的方式是考古实证，最好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就像商朝，因为清末发现了甲骨文，才印证了商朝的存在。可见，也许陶寺遗址真的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但凭借历史的推论，以及一些出土文物，就断定是“尧舜之都”还是有些轻率。

　　人们注意到，陶寺遗址出土的两个朱砂书写符号，被认定为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而这，也成为考古学家推定“尧舜之都”的要素之一。但必须指出，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更早出土的陶器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文字的复杂符号。但由于今人无法解读，因而只能是抽象的符号而已。其实，早在1984年，陶寺遗址类似甲骨文的神秘符号——扁壶毛笔朱书，就被一些人认定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但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考古学界的权威认定。

　　从历史的脉络看，从三皇五帝到甲骨文，这期间中国文字肯定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但遗憾的是，虽然《史记》中有关于夏代世系的详细介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属于夏朝自己的文字信息。缺乏文字系统的文明和文化是蒙昧朴拙的，如果夏代尚且如此，又遑论三皇五帝？只能说，那个悠长的历史时期，只能算是中华文明淩蒙之初的一丝火花。遥想那抹初始的文明形态，远非后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此理解，陶寺遗址就是众多远古文明中的一个，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能想象为“尧舜之都”。

　　更重要的是，在泛娱乐时代，在文化遗迹和历史名人已经成为现代人功利道具的情势下，考古发现更应该秉承严谨态度，不可以随意定论。否则，将异化为地方功利的棋子。在此语境下，陶寺遗址更不可以定论为“尧舜之都”，否则只会冲淡了其考古的文化意义，从此演化为一场娱乐闹剧。

　　◎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