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原作者:相当满意冯小刚改编电影

　　原著作者竟是听力康复师写作只是业余爱好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对冯小刚改编后的电影相当满意

　　编前

　　《唐山大地震》的前世与今生

　　《唐山大地震》中，方登有生母和养母。对《唐山大地震》而言，也有“生母”和“养母”。“生母”即原著《余震》的作者张翎，“养母”为影片编剧苏小卫。伴随着《唐山大地震》的热映，张翎的《余震》和其他5部作品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包装后结集上市，引发关注。许多看过小说的观众认为，电影做了很大的改动。电影不仅仅是写方登一个人地震之后的内心纠结，而是一个家庭的情感故事。本报通过对“生母”与“养母”的采访，特为读者解读《唐山大地震》的前世与今生。

　　前世

　　她是加拿大一名听力康复师，本职工作是帮病人恢复听力；她也是一位作家，通过文字帮人聆听真实灵魂发出的呼号。她虽然有10多年的写作经验，著作等身，但因为隔了一个太平洋，在小说《余震》被冯小刚搬上大银幕之前，这个叫张翎的女作家在国内的认知度并不高。因为时差关系，27日，远在多伦多的张翎通过Email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采访。她介绍，对冯小刚的改编相当满意，今年5月在北京冯小刚的工作室看了样片后止不住流泪，“而我平时看电影是不怎么哭的。”和严歌苓一样，张翎成为被国内文坛和影视圈双重关注的海外华人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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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唐山大地震》：小说让人看见痛

　　(当冯小刚决定要拍以唐山大地震为题材的电影后，助理张述给他推荐了张翎写于2006年的小说《余震》。张述在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张翎曾是他的邻居，老邻居写的《余震》让他印象最深刻。张述曾给华西都市报记者讲，虽然对原著的故事已烂熟于心，但这个堂堂七尺男儿第一次看到由它改成的剧本，还是忍不住落泪。)

　　华西都市报：以前知道您的内地读者并不多，您曾说自己是一个“国内国外两边都不入流的作家”，但现在一部《唐山大地震》让您从幕后走向前台，对此您心情怎样？

　　张翎：其实在《唐山大地震》出现的很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电影把我推入了大众的视野。写作生涯意味着两个方面：一个是书写的过程，另一个是出版的过程。成为关注点对出版过程来说是有帮助的——现在我基本不需要为寻找出版渠道耗费心神。然而对写作过程来说，我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可能比以前更紧张，因为我要为写作之外的事分心。我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系统。

　　华西都市报：《唐山大地震》上映三天票房就破亿，您认为它的成功除了靠您的原著，还有哪些地方？

　　张翎：电影使人们通过图像再次重温了地震对家园、生命和心灵的残酷摧毁，人被天灾猝然击倒时的无奈和失措，失却亲人和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巨大疼痛，以及他们在重建家园和重建心灵过程中的艰难和勇气，这些都是极为感人的。我5月初在冯导工作室里看到了还未完成科技合成的版本，现在极少有让我流泪的电影，可是那天我哭了。

　　华西都市报：有人说《余震》色调有些灰暗，让人读起来很痛，冯小刚改动了书中一些桥段，您对电影最终呈现出的版本满意与否？

　　张翎：电影和小说有着不同的侧重，对一件事情的观察和叙述应该允许有多重的视角。小说让人看见了痛，电影让人看见了暖。疼痛让人不安，但是小说不是为悦人眼目而写的，所以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电影里心灵重建的温暖是观众所感动而愿意接受的，票房和观众真挚的泪水都说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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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金山》希望陈宝国宁静出演

　　(张翎以侨乡开平的碉楼为背景，费时数年，写出了反映百年华工血泪史的小说《金山》。《金山》该书的版权已经由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9国买下，《金山》的影视改编权也被导演张黎买走。)

　　华西都市报：听说您动笔写《金山》的因由竟和一件红色旧式夹袄有关？

　　张翎：我曾经在加拿大偶然看到过写有中国人姓名的几块墓碑，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2003年，我参加海外作家回国采风团，在侨乡广东开平参观后来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碉楼，忽然看到碉楼里的一件粉红色的旧式夹袄，它让我突然感觉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电流从指尖颤颤地传到头顶。裹在这件年代久远的绣花夹袄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呢？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们有过什么样的期盼和哀怨呢？我强烈感觉到，我写《金山》的时候到了。

　　华西都市报：为何把《金山》的改编权交给张黎？目前有没有钟意的演员？

　　张翎：我看过张黎的《走向共和》、《中国往事》，感觉他对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把握得十分准确，是我心目中《金山》电视剧的最佳导演人选。至于演员，我觉得陈宝国是我心目中的那种硬汉，而宁静或小宋佳都是女主人公六指的好人选。

　　C关于创作中国是我灵感的发源地

　　(张翎目前的职业是听力康复师，工作收入稳定，写作对她来说是业余的，不用理会和卷入国内文学圈内的纷纷扰扰。“我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到现在都是业余，我是不靠写作为生的业余作家。”)

　　华西都市报：您如何转换听力康复师和作家的身份？如果加拿大放映《唐山大地震》，您会邀请诊所同事去看吗？

　　张翎：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是一扇窗口，让我看见听见并近近地触摸到了多伦多这个多元大都市里各个族裔的生活脉搏。我的职业一直在为我的写作做着各个层面的铺垫 ——物质的人文的阅历的铺垫。我的同事都在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有英文字幕的DVD上市。如果电影有机会在加拿大公演，我们一定会集体去观看——毕竟连我也还没机会看到大屏幕的版本。

　　华西都市报：您写小说的时候都要做很多“功课”，这样是不是很消耗自己的精力，影响写作效率？

　　张翎：当然。但是这些功课是繁琐而必需的，我不能跳过去。我并不追求多产，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孩子(作品)都健康。

　　华西都市报：今后有没有想过从加拿大转战国内，甚至辞职专门写作？

　　张翎：目前我的生活状况是在大洋两岸游走，几个月就回国一次。中国始终是我灵感的发源地和书写的永远题材，但是我也需要加拿大的视野和宁静的生活环境来安放我的书桌。目前我请了一年的长假来旅游采风，但暂时还没考虑成为专职作家。记者杨帆

　　编剧苏小卫：剧本肯定不等于原著

　　今生

　　作为一个编剧，苏小卫还有别的名字：思芜、秋实。从1995年写出第一部电影剧本《赢家》开始，这两个名字便伴随着《那山那人那狗》、《说出你的秘密》、《蓝色爱情》、《生活秀》、《暖》、《情人结》、《愚公移山》、《沂蒙六姐妹》一起，斩获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两次华表奖优秀编剧。2008年，备受关注的《唐山大地震》(以下简称《地震》)制片方华谊兄弟相中这位资深女编剧，并在片子上还原了她的真实名字——苏小卫。

　　创作过程：“我自己跑下来了，没有接力。”

　　问：谈谈您介入到《地震》这部电影创作的过程？

　　苏：《地震》我介入的时候想法已经比较成熟了，华谊兄弟跟唐山市广电局的合作以及选择改编中篇小说《余震》的想法都确定了。我看了小说之后，大概也了解了制片方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又和王中军先生、冯小刚导演聊了一次，大家觉得“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是一个文学的起点，也是一个电影的起点，把遭遇地震的母亲和女儿都推向了情感的悬崖，她们活下来了，但她们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生活会怎样继续，这是个悬念。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也不能回避，那就是汶川，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汶川地震还没有发生，但是电影开始运作的过程中，全国人民又经历了汶川地震，32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这两次地震后的情形也可以折射出这种变化。还有一点就是写一部关于感情的温暖的电影，这也是共识。可以说，我是在一个比较清楚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的。

　　问：剧本改了几稿？

　　苏：修改的遍数很多，但都没有大动，推翻的尝试有过一次。我们想过换结构，也想过用女儿的现在时往回切，后来不理想就放弃了。和公司那边来回传稿子，有一次传回来上面写着“《地震》第八稿”，我才发现都这多稿了？拍摄过程中，导演遇到问题我们还会沟通，剧本的修改一直持续到完成。编剧当然都希望一劳永逸，但是不可能，总会遇到各种问题，有时需要耐心，从编剧来讲是职业操守，从导演来讲和编剧商量是对创作负责。

　　近期很多商业大片的创作经常是很多编剧接力创作，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编剧多到任何一个编剧都不能说片子是自己的创作，这个现象在现在非常普遍。别人说这是产业化的创作方式，但是编剧们有时候觉得很无奈，并不是不能写到最后，而是没有机会写到最后，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还是幸运的，虽然在创作过程中大家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但还是彼此信任的，我自己跑下来了，没有接力。

　　从小说到电影：“一条线变三条线”

　　问：在改编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被保留下来，什么东西被去掉了，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加进来呢？小说搭上电影快车 苏：电影以小说为基础，再按照制片人的要求去做。在我们确定了“一分为三” 的结构之后，就不仅仅是写方登一个人地震之后的内心纠结，而是一个家庭的情感故

　　事。原小说中有很多内容只跟方登发生关系，比如小说中有很多她在加拿大的生活故事，就被拿掉了。因为电影需要平衡人物的时间，母亲、姐姐、弟弟的生活故事需要平行推进。这个选题大概包含了三个层面：一个家庭的几个人物因为一场特殊灾难导致最后生活的失衡；他们的感情纠葛，互相抱怨又在思念，不能原谅又彼此牵挂；同时，它又涵盖了一个三十年变迁的时代话题。我觉得原小说的主要内容剧本都保留了，但剧本肯定不等于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