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员：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地方文化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推广普通话带来对方言的挤压是正常的

　　●对濒危方言进行抢救保护是必要的

　　由广州率先发起、上海积极响应的所谓“方言保卫战”已引发各界关注。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之间的关系?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琨。

　　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必须广泛通用

　　记者: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当今社会各种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使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是一种必然。

　　董琨:其实,不仅仅是在当下,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共同语。春秋时期,孔子讲课用的就是当时的共同语——雅言;隋朝编著《切韵》,音系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为主;唐代在《切韵》基础上制定《唐韵》,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明代以后,朱元璋将南京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作为标准音;清代雍正帝设正音馆,制定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作为标准音;鸦片战争以后,“同文馆”出现。它除了翻译外国的著作以外,还大力推广“官话”,尤其是针对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的士子举人,帮助他们学说“官话”。

　　记者:普通话是当代中国的共同语,它是怎么产生的?

　　董琨:中国近代备受外族欺掠。当时一些人认为,汉字束缚了中国人的思维,提出废汉字、推行拼音文字。辛亥革命后,“国音推广会”成立, 试图找到一种通用语言,之后“老国音”出台。虽然它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方言,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能操此种“ 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1924年,“新国音”得到认可。由于它是以一种实际存在的语音——北京话为基础语音,所以推广起来很快。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具体措施。

　　记者:是不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所以共同语的使用才格外受重视呢?

　　董琨:推广共同语在世界许多国家都进行过。它与国家大小没有必然的因果,只要有方言存在,因交流或管理等方面的需要,使用共同语都是必然的。因而无论是官方强制还是民间自发,共同语都会被推广。

　　比如日本,虽然领土不大,但仍然存在不同方言。他们从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起,就定东京话为日语标准语,并大力开展过“扑灭方言运动”。

　　作为文化符号的方言应该尽力保护

　　记者:生活中人们总习惯依口音判断某人籍贯,方言似乎是一个人地域文化身份的标识。我想,这是因为方言是某一区域中“土著人”的日常用语,是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地方文化。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方言的尊重或保护从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对文化的重视与保护。

　　董琨:我十分赞同你的看法。方言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精神品格。比如从“吴侬软语”中听到的是婉约细腻,从“秦陇之声”中体验的是粗犷大气。方言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各地的地方戏曲、曲艺都是用方言表演的。

　　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那些由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普通话成为日常语言。推广普通话似乎很大程度上对方言的传承形成威胁。此次“方言保卫战”似乎正是人们此种忧虑的体现。

　　董琨:没有共同语不行,推行通用语就必然影响方言,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我国推广普通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方言的空间,这是正常的,不必过度忧虑。

　　年轻一代对方言的生疏确实很普遍。我家就是这样:我是福州人,爱人是湖南人,儿子就只讲普通话了。即使是那些仍然生活在方言区的青年人,从幼儿园起开始,听的说的都是普通话,他们对方言的熟悉程度也大不如老一辈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通话的推广等于消除了方言的传承。

　　特别是此次所谓“粤语保卫战”,实在是有无病呻吟之嫌。粤语可以说是中国最强势的方言之一。不仅因为使用区的经济实力雄厚,而且还是港澳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这种地位是其他方言都不具备的。加之东南亚乃至西方华人圈也以说粤语为主,它的地位很难撼动,至少是目前谈不上“保卫”。我认为,粤语与上海话“危机”论,更多表现出的是当地人对地域文化式微的一种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但我国确实也存在一些濒临消亡的方言。它们是不是应该受到特别保护呢?

　　董琨:某些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对于那些弱势的方言,濒危的方言确实应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根据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将在未来的200年灭绝。中国虽然不属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带,但也有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一种语言消亡,如何抢救和保护是全球性的课题。

　　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曾做过一个“全国方言音库”,用录音的方式把全国各种方言记录下来。当然,用影音资料记录只是保护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保护方式需要专门的研究。

　　语言是必须要使用才能“活”的,但由于特定使用环境的日渐消失,就算专门培养一些会说方言的人,由于已改变了方言作为交流工具的本质,大概也只能做表演展示之用,不再是真正的、“活”的方言了。

　　地方戏曲、曲艺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延缓濒危方言的消亡速度,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设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中小学里开设一点不需要考试的课程,介绍、教授当地的方言。

　　作为文化融合的结晶见证时代发展

　　记者:有人说,从历史上看,目前的各种方言也大多是融合了其他语言而逐渐形成的。是这样吗?

　　董琨:确实如此。比如,粤语就是唐宋北方移民影响当地语言形成的。北京话词语中含有许多契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而“萨其玛”是典型的满语,“胡同”则是蒙古语。

　　其实,语言总是跟随时代发展不断融合的。比如普通话里的“搞”,就是源自四川话,抗战时才流行起来;“垃圾”源自吴语;而“买(埋)单”则是改革开放后粤语北上的产物。

　　还有一些方言词汇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普通话没有相应的同义词,于是它因其无可替代性直接进入普通话,如“尴尬”、“噱头”等词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

　　因此,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使用方言并不会影响语言的发展,更不会影响地方文化的传承。推广普通话,并不是消灭地方文化,而是要促进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融合。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