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等不到了”的“诽谤”

　　余秋雨“等不到了”的“诽谤”

　　易中天、古远清等人总称“伪斗士”？

　　“诽谤”一词，在余秋雨的文章中常露脸，因为余秋雨喜欢用这个词描述别人对他的批评。在其新作《我等不到了》中，读者再次频频看到它的身影。在余秋雨笔下，他所受到的批评全部都是诽谤，批评者给他带来的是灾难，“诽谤”他的报刊甚至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余秋雨借用别人的话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等不到了》259页)以这句话为撑竿，余秋雨纵身一跃，从讨论批评本身飞了过去，开始追查批评者的身份和动机。在这本书中，读者看不到余秋雨对批评本身的讨论或者反批评，对人们的诸多质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

　　余秋雨在该书中沿用当年“中国赫鲁晓夫”式的称谓点了许多批评者的名：“湖北一个姓古的先生”是指古远清，“这个余家学生”指余杰，“北京一个姓肖的编辑”是萧夏林，“《边疆新苗》的作者”是沙叶新(以上四人像“彭罗陆杨”一样被余秋雨称为“古余肖沙”)，“湖南的评论家”指余开伟，“上海的一个文化人”指朱大可，“姓孙的‘石一歌’”是指孙光萱，“姓金的上海文人”是金文明，“一位近年来很出名的文人”指易中天。—————他们的总称是“伪斗士”。

　　文化批评本应是正大光明的事，不知余秋雨为何如此窸窸窣窣，不敢直呼其名？原来余秋雨同时还要立牌坊的：“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做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到底是谁诽谤谁？

　　“从来没有回击一句”吗？就在声称不回击的这本书中，赫然写着：“那几个‘伪斗士’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那个纠缠我最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做物品卖掉的”(《我等不到了》250页)。这里说的是古远清先生，余秋雨曾经状告他“诽谤”。古先生在他的《我的文学评论道路》一文中曾经说过，“为了不让我活活饿死，在我出世两年之后，我父母把我交给人贩子，再卖给廖姓老板做儿子，由此我得到了求学的机会。”

　　领养小孩就“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吗？余秋雨甚至忘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曾经告诉过读者，他家中就有一个从小被领养的表妹(他姑姑的女儿)。难道余秋雨的表妹也是有精神障碍的病人？

　　在这本书中，余秋雨“揭露”了一些别人对他的“诽谤”：“他们一致认为，盗版有大功，是对国家出版体制的重要补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反盗版，就是在扼杀一种新的文化机制，因此是文化杀手。”他还告诉读者，古远清“诽谤”他“可能要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我等不到了》218页)。余开伟“诽谤”他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余秋雨)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我等不到了》218页)。这些明显弱智的话真的会出自批评者之笔吗？

　　篡改伪造别人的话诬人诽谤，其实正是诽谤，一种更加恶劣的诽谤。

　　更为可怕的是，余秋雨让一个所谓“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在路灯下鬼鬼祟祟地低声警告他，“这儿有一个‘五一二丑闻’的行动计划，你已经被认定为首先要排除的障碍，有一个圈套就要实行，你要小心”(《我等不到了》284页)。接着，余秋雨把萧夏林、易中天等人质疑他“诈捐”纳入了这个神秘的罪恶计划。

　　余秋雨大而化之，把质疑他捐款的具体事件提升为攻击中国的抗震救灾，他说：“攻击我是小事；把丑闻加给五一二，是大事”(《我等不到了》285页)。“你们可以说我是‘诈捐’，但千万不要继续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国人(《我等不到了》289页)。”

　　多么骇人听闻的指控！这种手法现在听起来已经恍如隔世。

　　吴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