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飞的”四面“执导” 隔着电脑“现场”排练
“文化包工头”现象愈演愈烈
“创排经费两千万,导演团队拿一半。 ”“‘金牌编导’排戏基本不到现场,而是每晚隔着电脑对着排练录像比划一番。 ”最近,国内舞台频现“大制作”,不少作品不见得流行,但上述“幕后新闻”倒是流传得很开。曾经有一阵遭遇媒体集中炮轰的“文化包工头”现象,因为少数影视、音舞、戏剧界“超级大腕”的加盟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包工寡头”。
最好的成了最牛的
部分导演、编剧、舞美、音乐等垄断舞台艺术生产的一条龙班底,被人形象而不无贬义地称为“文化包工头”。目前,小“包工头”已经不算什么稀奇事,动辄可以“吸”走七位数、八位数酬劳的“巨头”“寡头”也已经出现,一些舞台新剧目、新山水实景剧、新露天艺术“大典”,除了演员以外,其他的创作者都被外请特邀的创作团队“包圆”。而个别曾经被认为“最好”的“大腕”级主创,在他旗下组合应接不暇时,频频催生创作酬劳的天价。在这样一批“旗舰”作品的领航下,各地追求超级大制作、哄抢“金牌编导”,不求实在、只求最贵的势头,也不断升温。
在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所所长傅谨看来,这些优秀导演和其创作团队之所以广受欢迎,并不能简单看成是“市场的选择”。它反映了舞台二度创作人才的严重匮乏,也反映了围绕评奖、形象工程,创作组织者心态极度浮躁、扭曲。据观察,目前这一现状正在恶化,一方面因为各地“文化标志”性创作工程纷纷上马,知名导演及其团队垄断之势加剧;一方面创作经费水涨船高,被编导隐性“烧”掉的钱,事后也没有严格的项目审计或者与市场收成挂钩等举措来制约,成了“一竿子买卖”。
最牛的未必是最好的
曾经有媒体惊诧,在某个重要文化节日中,一人导演了七台戏;最牛灯光,一人设计了九台戏。但是,现在以“产量”论座次已过时,少数超级“包工头”比的是“亩产量”。比如,某编导打“飞的”,时而到某剧现场“蜻蜓点水”一下,便轻轻松松拿走了几百万;某导演甚至无暇分身到现场,靠隔着电脑回看排练录像并给以“指示”,其团队就从一个原创剧目中拿掉了上千万。
“文化包工头”曾经以在创作上的成就得到了公认,但在裹胁着市场诱惑、文化名利、政绩工程等多重因素的创作“大项”面前,能把持自我、坚持艺术个性,不唯利、不短视者并不多。尤其是那些千人抬、万人哄的“大鳄”们,“国内舞台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我就应该是最贵的”的颟顸,让他们不断偏离艺术的根本性要求,为财辛苦为财忙。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汪人元说:“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飞行导演’们频频出手,但疲于奔命自然无法持续拿出征服观众的‘干货’来,常见的景象是豪华包装和明星堆砌,这样势必会进一步导致院团的人才流失和剧目艺术价值的下降。 ”重利之下,名编导对原来一无所知的行当盲目“轧一脚”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如素有“巴山鬼才”之称的魏明伦那样坚持“让我去编、导、演其他剧种,我不知道会弄出个什么惨不忍睹的样子来”的“呆子”,已被视为另类。
“文化包工头”现象的愈演愈烈,往往以新戏砸了首演口碑、创作者砸了艺术与职业道德的招牌为代价。但是,作为本来期盼看到好戏的普通观众,他们更希望对动辄投下几千万、到头来却打了水漂的“为大众的创作”,事后点个账、问个责、说个是非曲直。
短评
文化繁荣岂靠几家独大
文化包工寡头、巨头混得如鱼得水,其新品创作却不见佳。这对国内原来就比较薄弱的舞台原创来说,绝不是件好事。
就因为优秀创作人才的奇缺,对有限创作资源哄抢、开掘过度,甚至到了搞什么几家独大和艺术家个人崇拜的地步,到头来也是舍本逐末的事。没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艰辛创作,哪会有真正的艺术精品出现?这个道理,说说不难,但要做起来,就会遭遇很多现实“瓶颈”。有投资方眼光的瓶颈,有创作表演畸轻畸重的瓶颈,有艺术评奖的瓶颈,有政绩评判体系的瓶颈。到头来把希望、利益、艺术、市场的诉求都寄予艺术大腕一人,可是,繁荣文化的事情,真的能交给几个“文化包工头”来解决?
文化领域如果形成垄断,就会造成畸形的文化生态。艺术创作的“甲方”动辄投给“乙方”天价稿酬,以及动辄千万元巨额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说起来,甲方乙方无非是在这一场游戏中贪图彼此的名与利。然而,“文化包工头”们却忘了自己究竟带着文化的头衔,一味追逐名利而忽略自己作品真正的艺术含金量,无疑是为自己的艺术道路埋下陷阱;反过来说寻找文化包工头的投资商、制作人们,如果你们真是有心想做出优秀的舞台艺术,何苦要花大价钱去请一个三心二意、灵感透支的所谓大腕?是到了双方该清醒思考的时候了。
(记者 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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