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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
文/熊培云
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雷州市近万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参加完统考后,有家长曝料试卷和答案考前就已经随处可买到了。雷州市教育局随后证实,试卷答案考前已经外泄,此次考试成绩取消,而当地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至于父母为什么要买答案,自然是为了孩子考高分进当地的优质中学。
说标准答案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之后是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在我看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唯一的僵死的答案。仔细想来,有时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他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数日前,我与陈志武先生一同做电视节目,谈到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去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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