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种纯洁的党风,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让人赞叹不已。反腐败如何能举重若轻、如烹小鲜、事半功倍?以笔者之见,毛泽东主要有五大 “绝招”:
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打铁先需自身硬”,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先人后己,舍身忘我,最具有献身精神。毛泽东家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来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身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却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日子;他自奉俭薄、匡世济人,对补丁衣服爱不释手,对困难群众却出手大方、关爱有加。“其身正,不令而行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着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古人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理,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消除各种隐患于未发之际,从而使党风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早在1929年12月,他就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提出批评,并对症下药,逐一提出纠正的方法。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又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员的素质,统一了认识。1951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以实现警钟长鸣。
三是“作风民主,监督有效”。民主监督是腐败的克星,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在延安时期,他经常为听不到反面意见感到着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被认为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他强调说:“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违反群众纪律者,轻则受到批评教育,重则受到处分。结果,在人民军队中出现“落地红枣也不吃”、“不吃人民苹果”的佳话,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
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反腐败作为治党之策。1926年,中共发现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便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处以死刑;1949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之后,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些反腐方略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党风政纪的纯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时下各级各地方党委政府在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时,不妨多做借鉴。
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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