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以历史的视角看待汪晖与朱学勤事件

　　近日，知名学者汪晖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学术界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王彬彬、林毓生、项义华和《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倒汪派”，认为汪晖涉嫌抄袭，并促成了60多名国内学者上书清华大学，要求就汪晖事件进行调查；而另一派“挺汪派”，是以钱理群、李陀、孙郁、赵京华、朱永嘉等知名学者为代表，认为汪文个别引文不准确，是学术规范问题，不属于抄袭。同时，有三联书店编辑舒炜、作者钟彪、魏行等，通过仔细考证认为“抄袭说”不成立。

　　笔者以为，汪晖的原文中个别地方引文确实存在问题，如将勒文森对梁启超的评价用到鲁迅身上，虽然汪在此处使用了标注页码的注释，可以排除抄袭之嫌(王彬彬没有标出汪晖原文中的页码注释)，但用错了对象(“挺汪派”认为可能是文章的文字错误)，没有用冒号和引号(有人解释为当年的引文格式不规范)，是汪晖被抓住尾巴的最明显的一个硬伤。不过，王彬彬的指摘也存在夸大甚至故意误导的地方。比如，他认为汪晖的释义“参见”引文格式，没有打冒号和引号，是“搅拌式抄袭”和“掩耳盗铃式抄袭”，并认为“参见”是表明自己的论述与参见的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这种说法其实有待商榷。

　　比如，美国通用的人文科学MLA格式和社会科学APA格式中，对参考文献的释义(英文为paraphrase，王彬彬称之为“偷意”，并不准确)是完全允许的。如果是对原作者观点的阐释，则不需要标注冒号和引号，只须标注文献来源；只有原封不动照搬原文时，才需使用冒号和引号。王彬彬的论文一字不动大段引用的汪晖论文，却省去原文中的参见注解，是不规范的。

　　就在汪晖事件尚未解决之时，另一名学者、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也被曝出涉嫌抄袭(《东方早报》7月11日)。有人指摘朱学勤的博士论文“剽窃”了他人的论著。

　　巧合的是，两人被指“抄袭”的都是早期的博士论文，前者完成于1988年，后者则晚4年，写于1992年。既然汪晖被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穷追猛打，被60多名国内学者联名要求调查，那么，在朱学勤先生的“问题”被揭露后，是否也该受到同样的“追责”？

　　就这些事件，诚如在《东方早报》里“揭露”朱学勤先生的网友Isaiah所说，朱学勤和汪晖，两者在学术规范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但以今天的标准去判断上世纪80年代的人和事，并不公平。在那个时代，我们对西方的各种研究都还显得有些陌生，上世纪末的整个20多年，国内的学术工作主要是引进西学，很多学者都在大量借鉴，或者说得直白点，就是抄西方的著作。正如钱理群与梁文道所说，中国学术界在过去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对待学术规范标准。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建立起公认的如APA、MLA等严格规范的论文文体格式。如果以现在的引文规范要求上世纪的中国学者，可以肯定，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科学者，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不信，大家可以对所有文科领域的学者们在上世纪末20年间的论文和著作进行全面调查。

　　鉴于此，笔者以为，对发生在上世纪的这些事情，没有必要去穷追猛打，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也好，还是为了学术打假。重点要做的，应该是向现在的学生和年轻学者传授学术规范方面的知识。上世纪的学术规范问题，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学界、媒体对过去历史的态度，应该是理解与反省，如果要批判的话，最好不要针对个人。当然，这一事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了中国学术规范上的进步。如果我们能从中学到了一些什么的话，将是汪晖与朱学勤事件的最大意义。

　　徐开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