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娱乐至死”风潮考问文化业责任担当

　　“娱乐至死”风潮考问文化业责任担当

　　- 王鹏权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手机》，以解剖式的手法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分解，在戏剧化却不乏真实的矛盾与冲突中，引导观众反思社会的规则与价值。与此同时，最近大赚观众眼球、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成为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秀场，冲击着主流价值观与社会道德底线。文化娱乐在呈现社会原生态价值观的同时，应该怎样承载引导、重建规则与价值的使命？

　　娱乐至死中的责任缺失

　　“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因为这句话，部分参加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女孩被封为“拜金女”，一系列类似的犀利语汇正广泛流布，《非诚勿扰》成为当前“娱乐至死”风潮的领头羊。

　　相对于相亲的节目内容，人们更感兴趣的恐怕是婚恋观背后激烈争辩的价值观。利益居首还是真爱牵头？如果我们将“爱情”这两个字换成其他的生活内容，比如“诚信”，便不难理解这档节目背后更丰富的暗语。遗憾的是，《非诚勿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放大“非诚”的舞台。在“诚”字被摧毁的同时，功利主义价值观原形毕露。

　　价值多元没有错，但是在功利主义主导下，表面的多元实际上早已让位于实用的一元。换句话说，原有单一价值体系的崩溃并未换来对社会有益的多元，因为真正的多元没有来得及重建时，价值空间已被拜金主义腐蚀殆尽。经济发展中传统价值观正被颠覆，国人的信仰似乎一夜之间成了空白。

　　价值导向需要规制社会行为，鼓励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严惩那些挑战价值底线，以权钱交易圈占公共利益者；更需要加强文化传播的引导力度，以优秀文化传播宣扬真善美，抵制不良价值观的流布。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丁加勇对此评论得中肯：“婚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却不应是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如何正确引导节目的价值取向，相亲类节目应做深层次的规划。”

　　试拿《手机》和《非诚勿扰》做一比较。同样是表现价值观碰撞，前者希望通过反思令人警醒，以唤起人们对规则的敬畏、对价值的重视；后者则是毫无防备、原生态地呈现社会现实中丑的一面，并利用电视这一公共平台，将之放大、广布。《非诚勿扰》以及电视媒体对公共利益的担当何在？

　　问题也许还不止于此。前不久，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近年来，一股“哥姐文化”席卷中国的网络世界，这些人出名的捷径就是搞怪献丑。为成功而走极端或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潮甚嚣尘上。中国需寻找能激发思考、培养辨别能力的娱乐文化，否则现有“娱民”风潮也许会把一代人变成“愚民”。

　　是“审丑”还是引领公众进行价值判断

　　小家之中，信任是幸福的基本要素。《手机》电视剧正是以各角色华丽的落魄，生动演绎了忽视诚信的代价。

　　严守一与妻子于文娟离婚了，起因是他与工作中接触的伍月关系暧昧，屡次暴露蛛丝马迹的正是他的手机。与他人结婚没多久的伍月也离婚了，原因不仅是丈夫敷衍她，没有给她母亲办理户口，更因为丈夫在她的手表里安装了电子追踪器。

　　当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从小家向外蔓延时，便演变成社会的诚信危机。剧中的费墨和李燕、于文海、黑砖头、吕桂花、牛彩云等人，或为生活，或为面子，或为小小的“阴谋”，都将诚信贬到了一钱不值。撒谎成了常态，甚至到了“不撒谎不舒服”的地步。

　　对于责任的反思，莫过于结局那一场。为捧红与投资者有关系的主持人，“有一说一”栏目组举办了一个结果内定的选秀节目。最后投票时，作为评委的严守一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明显出众的伍月。于是麻烦接踵而来。决赛前，严守一曾到伍月房间告诉她选秀的潜规则，进门的一幕被录下来成了攥在别人手上的把柄。录像公布后，严守一只能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选秀真相，但招来的是媒体更大的质疑。

　　关键时刻，费墨的一席话让人警醒：“媒体是公众给你们的平台，当媒体不相信当事人，读者不相信媒体的那一天，你们靠什么吃饭？”

　　如果这是“狼来了”的故事情景，那么当费教授在质问充当村民的媒体或者观众时，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那个喊“狼来了”的小孩，也就是各色名人的诚信水准？事实是，很多人为了名利，在信息源上就埋上了地雷；到了习惯爆料而又不负责任的娱乐媒体手里，信息被二次扭曲；到读者那里，信息已经成了被质疑的材料。“点击率”逼着媒体继续追踪，如此循环，信息被一道道放大、扭曲，直到无法遏制。于是新的爆料成了制止旧事件的唯一方式，而多数爆料不过是同一轨道上的不同列车，换汤不换药。

　　至此，就连追究责任也成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无果争论，在参与各方推脱责任时，诚信被无情牺牲，社会成为整体的受害者的结局便和盘托出。

　　社会思辨力引领价值重建

　　社会是规则的集合体，失去规则的社会必然产生秩序混乱。规则的作用在于激浊扬清，而社会文明的程度的不断提高，离不开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社会思辨力的整体提升。

　　在文化产品生产线上，人们曾塑造了大量正面典型。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雾里看花》中的郑岩便是一例。他所处的古玩行是暴利行业，运气好的干个几年就可以住上别墅、开上宝马，而郑岩工作了七八年了，买房子还要靠贷款。这正是郑岩舅舅的疑惑。

　　而在郑岩看来，他只是遵守行规、合法经营：做拍卖公司经纪人，绝不欺瞒客户，私下里低收高卖；相反，要想“捡漏”(淘古玩赚钱)，只能通过古玩市场上明码标价的买卖。

　　与郑岩相比，黄立德和夏海生则被古玩行的暴利迷惑，跌入了罪恶的深渊。作为收藏名家，黄立德设计了一个大阴谋，他要以高仿瓷器获取源源不断的暴利，搅乱整个瓷器古玩行。而夏海生为了获利，便勾搭富豪老葛的老婆，还骗老葛长期服用药酒。最终他达到目的，将老葛家几辈人收集的玉器骗到自己手中。药酒刺激老葛遗传病发，眼睛永远失明。两人如此谋财害命，最终只得锒铛入狱。

　　诸多曲折之后，片子结尾还是合了传统道德的辙：害人者终害己，守规者终幸福。虽然现实并非如此完美，但是健康的社会终将褒扬守规者。正如剧中所言：“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不能为了一件东西，眼睛变红了，心变黑了。”

　　“心黑”的背后是极端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规则可以成为防范“黑心”的一道屏障，但要使人们普遍向善，不仅需在规则之上重建价值，更需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面能照出红与黑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