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农民帝国》获文学奖

　　李建军，文学博士，文学批评家。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文学因何而伟大》等多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第一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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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从手机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体外器官之后，手写的书信，便越来越少见了。是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多么便利，多么迅捷，谁还会辛辛苦苦一笔一划地用笔写信呢？谁还有耐心等待几天的时间，让自己的信慢慢腾腾地抵达收信人的身边呢？

　　然而，我最近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手写的来信。

　　更让我意外的是，写信人竟然是我素来尊敬的蒋子龙先生。他在手札里这样写道：

　　建军先生：近好！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去年第五期的《小说评论》，读到您评《农民帝国》的文章，有惊喜，有感动，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扬中我受到鼓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点。能收获一篇您的评论，《农民帝国》就没有白费力气。

　　前不久刚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颂扬您的长文《文学批评因何而伟大》。我一直喜欢读您的文章，这回算知道您是怎么做学问的了。为了写这篇文章读了多少资料啊！心里感动禁不住要表达，不多占时间，再次感谢！并祝时祺！

　　蒋子龙顿

　　201 0.4.1 6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蒋子龙，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曾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引起全国性轰动。还著有长篇小说《人气》、《空洞》等，均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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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由于担任《中国作家》杂志“鄂尔多斯文学奖”的评委，我有幸较为细致地阅读了蒋子龙先生的参评作品——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老实说，对他的这部作品，一开始，我并没有存太高的期望。原因是：外在的，他面临着所有中国作家都几乎很难超越的障碍，即对外部的“规约框架”的突破；内在的，他必须克服自己固有的写作模式的局限，而这，在我看来，难度也非常大。我想，这也是别的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看法。我们的莫名其妙的偏见是：每一代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而蒋子龙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的局限，他那一代人已经无力把握和叙述当下这个无比复杂的时代了。不仅此也，有的学者甚至将当代文学的改道易辙，衰萎不振，归咎于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的阻滞。蒋子龙先生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诬枉之论，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恼羞成怒地咒骂批评家，没有揣度批评家的动机和居心。我以为，这种任人评说的宽容和平静，体现着一种良好的教养和风度。蒋子龙先生用厚重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他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改革文学”既不是无法绕过的礁石，也不会阻挡探索者自身前行的脚步。

　　完全没想到的是，《农民帝国》令我惊喜，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的大奖，实在是实至名归。它不仅在小说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我找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更为完整的单行本，又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一般来讲，重读才是对作品最大的考验——只有经得起重读的作品，才有可能是站得住的好作品。

　　为了更有效地描述我的阅读体验，为了沿波讨源地探寻蒋子龙创作的跃迁轨迹，我又从图书馆借来了多卷本的《蒋子龙文集》，重新阅读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最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的长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作者对现实和“ 新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问题。我没有想到子龙先生会读到这篇文章，更没有想到他读了会有那样的感受，会写信来表示他的谢意。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过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脱、明快、朴实的叙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年轻读者的文学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愿循规蹈矩的个性和敢于挑战的姿态，也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内心生活。确实，蒋子龙先生在我们那一代遍及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八零后”作家在他们的粉丝眼中的位置低；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则是“尿不湿一代”永远无法想象的—— 要知道，在那个百废待兴、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学不仅负载着许多青年的美好梦想，而且还起着为生活导夫先路的作用。

　　然而，我见到蒋子龙先生，却是很晚的事情。大概是2003年，《羊城晚报》组织了一个文学论坛，我和蒋子龙先生就是在那个会上见面的。会议间隙，我们一起散步，聊起了当下的文学，对一些问题，有着共同的看法。这几乎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谈话。此后，虽有见面，但大都匆匆而见，忙忙而别，相见既无交谈，别后也无联系。按说，作为后生晚辈，我应该多多向他问安、请益，但我偏偏又是一个在社交上极为矜持和疏懒的人。

　　读罢子龙先生的这封来信，我非常感动。老实说，在文学批评上，我虽然努力使自己抱着超然的态度，但绝不是一个不屑毁誉的人。作为“ 批评家”，我收到过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听到过从维熙、何满子、谢冕、严家炎、张梦阳和台湾的马森等前辈作家和学者的让我受之有愧的“不虞之誉”，但也承受过“不虞之毁”，尤其是某些“著名作家”的东拉西扯的臆度和詈骂，至今让我犹觉不可思议。一般来讲，作家一旦成名，就会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也会更加在意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但是，其中很有一部分人，未能正确地理解文学批评的功能，没有学会如何以正常的态度对待批评：看到那些把话说豁了边的赞扬，他们视之为自己应得的奖赏，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看到质疑的批评，则大为不快，甚至恼羞成怒，认为批评家要么低能，看不到自己的佳处，要么居心叵测，偏要坏他的好事。而蒋子龙先生自出道以来，不知听到过多少赞扬，读到过多少评论自己的文章，怎么会在乎我的那样一篇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呢？我觉得他写信给我，完全是由于他的教养。没有谦虚的德性和博大的胸怀，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就不会有这种教养，就不会降尊纡贵地写信给一个晚生后辈，就不会真心诚意地“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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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有信来，岂敢不回复。于是，铺纸搦管，我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尊敬的子龙老师：您好！

　　惠示收悉。刚从外地回来，所以迟复，请您海涵。

　　谢谢您的理解和鼓励。您的谦虚，让我感佩；您的奖赞，使我愧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虽然还没有到“烂忠厚”的程度，但也并不具备做批评家的刚健性格和无畏精神。真正的批评家是那种敢于承受伤害和打击的人，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他虽然不必像东汉的仲长统那样“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但却应该把他的“三可贱说”牢记在心：“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 ”；他绝不满足于寻章摘句地玩弄“纯文学”，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向社会提供真实的信息，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在写给一个被胡适批为“妄人”的曹姓学者的信中说，可怕的“残虐”，将使“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甚至，“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在我看来，学者的虚与委蛇和不说真话，批评家的二三其德和苍黄反复，士人的丧失对“可贱”之事的敏感，其后果，将与可怕的“残虐”一样严重，一样有害，因为，它不仅会严重地淆乱文学评价的标准，而且还将严重地败坏我们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

　　我本来是学问中人，更愿意安安静静地读书，倘有所感所思，持之有故、条分缕析地写将出来，便很觉惬意。成为所谓的“新锐批评家”，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实在看不惯某些批评家一味地向“著名作家”做媚笑，看不惯他们把无大价值的劣作赞为寡二少双的杰作。偶因读了几部这样的“杰作”和 “经典”，便忍不住写了几篇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谁承想，竟惹得一些朋友怏怏不乐，也将我自己置于激烈“交锋”的冲突地带。

　　古人说，事相反而实相成。其实，创作与批评也是互相推助、相生相克的。说真话的批评，可以给作者提供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像；优秀的作品，则能点燃批评家的创造激情，激活他们的思想，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和言说的冲动。我读《农民帝国》，就体验到了这样的愉悦和冲动。您像陕北的石匠一样，在生活的石山上，雕刻出了一个个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您对这个复杂的转型时代众生相的洞察尤其深刻，既有着令人震惊的现实感，又有着发人深省的历史感，极大地超越了詹姆逊所批判的那种缺乏自我认知能力的“文化逻辑”，克服了那种失去感知“整体性”能力的琐碎和浅薄。郭存先这一人物的塑造，更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裂变和人格毁灭的悲剧，可以看到国民性异化的严重情形，而这些人格灾难和精神伤痕，几十年来，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如何治愈这些内在的创伤，如何使他们活得更文明、更幸福、更有人格尊严，正是您在这部小说中忧心殷殷地思考的主题。您的这部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史诗般的规制和力量，展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惊心动魄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内心世界的那些被层层表象遮蔽的病痛和残缺，就此而言，它实在可以被当做认识变革时代的中国人精神状况的丰富而可靠的档案资料，可以被看作包含着深切焦虑和神圣忧患的启示录。

　　系统地读了您的几乎所有作品，我感受到了您的正直，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个民族尤其是底层人生存境遇的关切，看到了您从事写作的文化理想。尽管您所叙写的生活，您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包含着令人心情沉重的悲剧性，但是，您叙事的语调并不悲观消沉。您的批判是尖锐的，但也是充满同情的心的。这是您特有的严峻其外、温热其内的心情和态度。在您的《农民帝国》中，分明有着始自晚清的严复、梁启超一代，中经鲁迅、胡适和傅斯年等“五四”一代，而传承下来的启蒙传统——用更具现代性的他者文化作参照来反观中国文化，通过充满理性精神和变革热情的批判，来实现对“病苦”的疗救，来实现对“新国民性 ”的塑造，来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我把您的那些与“国民性”有关的写作，同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一起，归纳为当代的“新启蒙写作”，或者“新国民性批判叙事 ”。这显然是一种有待成长的写作模式。我曾经在发表于《文学报》的一篇题为《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代启蒙写作的旗帜，已经降低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许多的作家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方式来写作，要么满足于玩弄技巧和形式，要么沉溺于随意而虚假的编造，要么陶醉于对无聊的个人经验的叙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与他人经验的非相关性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非介入性。雷巴科夫说，文学总是关注和表现自己时代最迫切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这里，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作家似乎总是在回避那些“最迫切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想要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就必须直面问题和苦难，就必须承受内心的煎熬和严峻的考验，就像韦君宜写《思痛录》那样，就像陈忠实写《白鹿原》那样，就像您写《农民帝国》那样。

　　好了，该打住了。强聒不舍地说了这么多，实在与班门弄斧无异，尙乞子龙老师无以放言无忌为唐突。

　　随后奉寄旧作《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与新著《文学因何而伟大》二册，自知画眉深浅，必不入时，请您闲来无事，随便翻翻。敬颂著祺

　　李建军　再拜

　　201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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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蒋子龙先生的来信，让我体验到了这种“逢其知音 ”的美好感受，也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写作是一种交往的艺术，是心灵与心灵沟通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绝不会委屈而傲慢地认为自己“养活了”别人，而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产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我从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中，从他的来信中，看到了对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种有教养的风度。2010年5月1日，北京平西府

　　蒋子龙三封电子邮件

　　[第一封]

　　建军先生：

　　刚读完您发在文艺报上“五个面影”，就收到了您的亲笔信。我当好好再多读几遍，里面有对我很有教益的思想，要好好收藏此信。面对您这样的批评家，我除去感动、钦服，还有惶恐，从不敢指望您会读我多少作品，不想您竟读过我的几乎全部作品，这让我汗颜！您的大作还没有收到，许久以来那就是我想得到的。急着外出，慌不择言，收到大作后再写。我知道您很忙，不必回复。我有问题要请教时自会写信。匆匆祝体笔两健！

　　蒋子龙　顿

　　201 0.5.1 4

　　[第二封]

　　建军先生：近好！

　　由于是挂号走得慢，昨天下午才收到两册大著，正求之不得！其中有些文章在刚发表的时候就曾先读为快了，还保留着，今后也将作为我的教课书再系统地拜读。上了年纪，读书的时间长，写作的时间少了，正好通过您的书补上文学理论这一课。非常感谢！结识您是老天对我的眷顾。

　　蒋子龙顿

　　201 0.5.24

　　[第三封]

　　建军兄：

　　休怪我改称呼，我是真想称您为老师，又怕搞得自己太过拘谨。这样则可以让通话轻松些。我看到您的信就立刻打开了附件，太好了，让我知道了你写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至为感动！难怪古人说知音难觅，有一、二便足矣。能结交您这样的真才——几乎是独自支撑着当下批评的信用和荣誉，是我的荣幸。当读到您的文章时，由于意外地感动，匆匆先写了那么几句就寄走了。待信寄走之后又觉得意犹未尽，应该掰开揉碎将心意表达得更准确些。

　　接到您的回信，非常珍贵，里面的思想对我有震动效应，我想对其他作家也会有所启迪，应该公开发表出来。即使您不写文章，我也会想办法公开您的大札。您的这篇文章若《光明日报》嫌长，可交由刊物发，最好不要删节。

　　您一回信，我就可将您的邮箱保存下来，以后不必对我的每一信都复。再次感谢，真是高兴！祝好！

　　子龙顿

　　20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