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矛盾之二◎
-明末三帝万历、天启、崇祯与清初三领袖差距太大
-崇祯帝虽然勤政,却暴戾滥杀;皇太极与属下关系很融洽
明亡清兴的60年间,在清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长期怠政,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后金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清史稿·济尔哈朗传》)
在天启朝。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明大学士、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
在崇祯朝。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17年间共有50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其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亡)者27位,占其总数的54%。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的。共80位七卿(六部尚书加左都御史),在13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被下狱、或被杀,8位户部尚书中有4位下狱、削职或殉职。被他杀死的总督、巡抚,有人统计为19人。而崇祯后期的将领,总兵巢丕昌剃发投降、兵部尚书张凤翼日服大黄求速死、总督梁廷栋尾随清军而不击。兵部尚书陈新甲受崇祯帝命,遣使与清议和,秘密进行。崇祯帝手诏往返者数十。一日,所遣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看完后放在书案上。他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就拿出去抄传。于是官员哗然。崇祯帝很生气,将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遂弃新甲于市(《明史·陈新甲传》)。
清朝皇太极呢?范文程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一次,皇太极请范文程吃饭,有珍味佳肴,文程想念父亲所未尝,逡巡不下筷。皇太极察其意,即命撤馔以赐他的父亲(《清史稿·范文程传》)。可以说,整个有清一代,执政集团虽有矛盾与冲突,但内部没有严重破裂与军事冲突。
◎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
-“君臣分”则让“民族分”与“官民分”的矛盾无法缓和、化解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只剩下孤家寡人。何以见得?举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崇祯帝后来对文武大臣全不信任,而派亲信宫奴、太监去监军,去守北京的城门,守居庸关等重要关口,最后派太监王承恩提督北京城的守卫。北京城防“惟内监数万人而已”。后康熙帝从故明太监口中得知:李自成兵攻阜成门,“崇祯率内监数人,微行至襄城伯(襄城伯李国桢时为太子太保、总京营,后城陷被杀)家,其家方闭门演戏,不得入,回登万寿山,四顾无策,犹豫出奔。太监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于贼!’崇祯乃止,以身殉国。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
其二,《明史·后妃传》记载:“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
其三,《明史·公主传》记载:“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
崇祯皇帝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以寡对众,以分对合,所以必然灭亡。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所直接造成的结果。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加上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的危局下覆亡的。
明亡也好,清兴也好,都不是皇帝个人,也都不是满族或汉族的民族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要有正确历史观,而不要有狭隘民族观。
总而言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汇成总的结果,就是明亡清兴。
综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不断地调整民族、官民、君臣关系。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众,分则寡;合则治,分则乱。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再次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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