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谈明亡清兴:明末三帝与清初三帝差距太大(2)

　　◎ “官民关系”之一◎

　　-官民矛盾导致中原民变是明亡的另一个原因

　　-官民矛盾的三个例子:卖官鬻爵；无地立锥；灾荒严重

　　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原的民变，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官民矛盾，试举三例。

　　卖官鬻爵。崇祯朝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敛财还债。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无地立锥。官员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简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就剩下长满青草的道路，还没有归于王孙贵族之家，剩下的已经没有寸土属于百姓了。于是出现这样一幅黑暗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赤地千里，危机加剧。“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存臻，胁从弥众。”(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史料记载：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马懋才备疏大饥》，载《明季北略》卷五)

　　◎ “官民关系”之二◎

　　-明朝官逼钱粮，而清则按人丁分给土地

　　-饥民被迫举义，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相反，后金——清处在上升时期，虽也有官民矛盾，但并不突出。后金进入辽河流域腹地后，发布“计丁授田”令，部民按丁分给土地。后金——清用八旗制度 ——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女真——满洲人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建州闻见录》)。这同明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明军“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襄愍公集》卷三)的社会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下面讲三个故事。

　　明大学士、首辅刘宇亮自请往前线督察，抵抗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他率军队过安平，得报清军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往晋州(今河北晋县)躲避。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让刘宇亮军进城。刘宇亮大怒，传令开城门，否则军法从事。陈宏绪也传话给大学士刘宇亮说：“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明史·刘宇亮传》)知州陈宏绪将避敌逃生的大学士、宰相刘宇亮拒之城外。刘宇亮恼羞成怒，上疏弹劾陈宏绪。“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 (《明史·刘宇亮传》)

　　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年)，“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鹿樵纪闻》卷下)。饥民被迫纠众墨面，闯入澄城县衙，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君臣矛盾之一◎

　　-崇祯帝上台后，先诛阉党，后来又信任太监

　　-杀死袁崇焕等能臣

　　民族分，加深官民分；官民分，又加深民族分。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分。

　　君臣分，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执政集团有两个肿瘤：一是宦官专权，二是朋党之争。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宦官专横，朋党争吵。崇祯帝上台后，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仅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宦官问题重演。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分，君臣之间或明或暗地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核心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这就使得如清文馆降清汉官所说的：“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他们都没有好下场。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被逼辞职还乡，壮烈而死，袁崇焕则身遭磔刑。

　　而袁崇焕恰恰能够做到“官民合”，取得了宁远大捷。在整个过程中，文武、将帅、官兵、军民等关系，可以说，做到了人合。袁崇焕是文官，他同武将满桂、祖大寿、朱梅、左辅、何可纲等，在整个宁远保卫战过程中，协调一致；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发动军民，坚壁清野，兵民联防，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运矢石，送弹药；派诸生员，组织民众，巡察街巷，搜索奸细。先是在辽东的诸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都是由于“内应外合”才失陷的。而“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宁远之战，军民一体，相互合作，同心同力，取得胜利。

　　因此，朱明覆亡是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