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风骨”
一个社会最清醒的人,莫过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可回望民国大师们的身影,我有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当今社会的知识人,多半已无缘这一知识分子的崇高称号了。在金钱和权势面前,曲意逢迎、依阿取容成为了公开的规则!那些对真理的追求,“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师风范与 “独立人格”已淡然无存。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与蒋的关系问题,有人说这有损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是,胡适与蒋之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
1947年初,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委托傅斯年、王世杰等人说项。但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装饰一下子”罢了,因此不同意胡适参政。2月下旬,王世杰奉命飞抵北平劝驾。经过两次长谈后,胡在信中对王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
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
3月中旬,胡适去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董事会年会。13日,蒋介石请他吃饭,经再三解释,蒋终于做出“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的许诺。胡适如释重负,事后像小孩子似的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3月18日蒋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长可以不做,但国府委员不能推辞,因为这不是什么官,也没有多少事,请他一定要考虑考虑。出门时,二人还有如下对话——
蒋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
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蒋笑着说:“这不是官!”
从态度和现场表现来看,胡适好像是动摇了,这被蒋介石视为他已经答应此事。回到北平后,胡适考虑再三,终觉不妥,便给王世杰去信:“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大力,免了我,我真是感恩不尽。”随后,他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转达自己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
此外,傅斯年得知胡适似有动摇后也万分惊愕,他再次写信苦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并说蒋介石不没收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财产,就是没有改革政治的起码诚意。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终于不再强求,表示尊重胡适的意愿。
胡适、傅斯年、王世杰,还有潘光旦、罗家伦、叶公超、蒋梦麟、丁文江、段锡朋、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王芸生、贺麟、张慰慈、张奚若等等,本书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大师剪影的同时,触及了当下正被广为关注的师德、独立人格与大学衙门化等实质问题,无怪乎周老先生给予本书“酣睡之夜”的“呼唤”、“鲍鱼之肆”的“清香”的评价了。
“迷信(的)时代要过去了”
其次,周老先生深受胡适之们思想的“浸染”,其人格操守与 “五四”学人一脉相承。周有光1906年出生的时候,胡适16岁。也就意味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首倡白话文到1920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的时候,周有光正赶上求学的黄金时段。再加上胡适与周有光的岳父张武龄是朋友,与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是莫逆之交,因此,胡适对周有光的影响是自然的事情了。周有光曾说:“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美国的研究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研究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智效民说,“胡适之们”都曾“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因而“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再看看“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的周有光,北师大王宁教授曾在先生百岁之际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这就是老人的个性,也是“胡适之们”的独立个性。不久前,老人将近年来的各类杂文结集出版。这“最后一本书”取名《朝闻道集》,取自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先生以他百岁之躯、人生阅历和学养号召我们“回归五四”,重新领悟“徳”、“赛”二先生的精髓之道。毕竟,“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周有光语)。如果说,周老先生还有民国“胡适之们”的人格风范和精神遗产得以秉承,那么,我们当下的“胡适之们”又在哪里呢? 胡孝文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
智效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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