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地”
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称延安为“革命圣地”。一提“圣地”,便令人肃然起敬,从心里涌起一股神圣感,还不免要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潮水般涌动着的人群,他们的灵魂向“圣地”飞翔,在“圣地”凝聚,并由此得到纯洁、得到提炼、得到升华。
“圣地”凝结着巨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圣地”放射着光华,澄净圆融,至高至尊,蔼蔼抚四方,赫赫出尘冥,给所有朝圣者注入强大的虔诚和忠贞。
“革命圣地”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信仰的中心。当人们革命意志衰颓,发生了道德乃至信仰危机,到“革命圣地”接受一番洗礼,便会重新恢复信仰和理想,燃起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我从艺术作品中和历史资料里,了解的是过去的延安。曾经越看它,越想它,它就越像“圣地”。
延安先天就具备“圣地”的光环。从地理上说,三山(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鼎峙,它居其中;两河交汇,风水通达,它被拥戴。延安从来都是“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从历史上说,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的陵寝,就安卧于延安境内的桥山之巅。谁敢不拜?谁敢说这儿不是“圣地”!还有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古代名将、名臣,在此展示文韬武略,居功至伟,留下无尽的传说和佳话。
此后尽人皆知,革命在此卧薪尝胆,发展壮大,最终一举成功,执掌大政。然而,眼下的延安城却说不清是什么误导了我的感觉。
是延河缺水,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是地产商密集的高楼,如尖刺般破坏了“三山鼎峙”的格局,遮挡了延安四周的天际线?抑或是我读了太多的关于“圣地”的文艺作品,与现实脱节?
带有宗教信仰的“圣地”,因其宗教不变,“圣地”的光环也不变。而“革命圣地”不同,革命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其“圣地”也必然是现实的、变化的。
革命成功后,革命本身也并未刻意把延安打造成自己的“圣地”。因此它是自然的,是平实的,至今引以为荣的仍然是两个“点”:“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若没有这两个“点”,长征不知道还要征多长、征多久?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自然也要往后推……凡世界上被称做“圣地”的地方,都不是因为现实,而是因为它的过去。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历史赋予的,是革命的命运决定的,不是现实形成的。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它都是“革命圣地”。革命者及其后人,要“朝圣”就得到延安来。
大生产
在枣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粗糙的铁条,长约20多公分,宽不足3公分,磨得有些发亮。讲解员说,1942年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炼出的第一炉铁中,裁选了这么一块,送给毛主席留做作纪念。
毛主席果然喜欢,当做镇尺一直用到离开延安。我忽然联想到,16年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其创意很有可能就来自这根铁条。
1941年,中国革命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日本侵略军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二是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实行铁桶般的军事剿杀和经济封锁。在“要么饿死,要么解散”的严峻情势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展开了以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喊出的口号也很单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饱穿暖。生存的需求,加上背水一战,同仇敌忾,“大生产”有了大回报,革命队伍不仅没有“饿死”,没有“解散”,反而强壮了筋骨,获取了“东征”的资本和时机。因此可以说,陕北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强权世界的孤立和封锁。后来在跟苏联的关系交恶之后,毛泽东有延安“大生产运动”所提供的胆气和经验,借助朝鲜战争和反右派的势头,一鼓作气发动了“大跃进”。
“大生产”炼出的铁条,还可以给毛泽东当镇尺用。“大跃进”炼出来的成千上万吨废钢渣,却留下后遗症至今还经常会泛起“泡沫经济”。
历史就是这样曾反复地向人类证明:经验是不能重复的。
周恩来的右臂
关于周恩来的右臂是如何受伤的,至少有三个版本。
有不同的版本,就给民众和历史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更便于流传,形成佳话。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就有两个或多个版本。
但,我还是相信另外一种说法:1939年7月的一天,江青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遵守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就私自带人出去了。这在当时很不安全,有人报告了周恩来,他立刻带人骑马去找。不想中途遇险,坐骑受惊,将他摔于马下,右臂受伤。
——这合情合理,也符合周公的性格。他向来以“主席的管家”自谦,不管江青是出于任性,抑或是负气出走,既然周恩来得到了报告,就一定会去找的。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周恩来右臂受伤都跟江青有关,这成了他们关系的一种标志。
周恩来的右臂摔得很重,小臂的骨头从肘关节处支了出来。先由中央卫生队的医生做了治疗,后又经三名印度医生做了手术,却总是不能复原。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风头人物,到处奔波,东跑西颠,常常比毛泽东还要活跃,却挎着一条伤臂……毛泽东还曾叫他去苏联重新做了手术,结果依旧不理想,那条伤臂再也无法伸直了。
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风度优雅,谦和睿智,很快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那条弯曲的右臂不仅没有给人以残疾感,反而成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和个性。
然而,这条曲臂,又成了某种政治关系象征,老是理不顺,总有点拧巴着。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派”等公开指向周恩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即便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那条能弯能曲的右臂,仍旧醒示着一种韧力,激发人们联想。
——就这样,周恩来这条惊世骇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历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伟人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
这种关系又远远地超出了个人间的恩怨。个人恩怨会影响政治选择,但政治利害永远大于个人恩怨。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将仇报的事情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还时有发生……
毛泽东的洒脱
中央的领导集体,是在延安形成并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在延安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团结一致、富有成效。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这自然取决于领导集体的灵魂——毛泽东。
他除去具有令人无法比肩的才华和定见之外,还相当的洒脱、随和,富有浪漫的诗人气质。这无疑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亲和力。当时他钦敬和喜欢的人很多,喜欢谁就能够由衷地称赞谁。他赞朱德:“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诙谐而亲切。
他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还有他赞女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既能够接受铺天盖地的颂扬,也承受得起批评和咒骂。有一次参加群众集会赶上了雷雨,听到身边一个农妇恶毒地诅咒:“咋不让这雷把毛泽东给劈了!”他扭脸问道:“你认识毛泽东?”那农妇说:“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为啥这么恨他?”“自从他来了以后租子多了,税也重了,俺们苦得没法活了嘛!”
陕北是穷地方,人口也不多,红军的到来自然给当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负担。毛泽东没有还嘴,没有发怒,也没有询问那农妇的姓名,回到窑洞就召开会议,在根据地掀起了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随后又发动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随意,常常变成佳话流传开来。1940年初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带着海外华人捐助的财物回国支援抗战。先到重庆,受到国民党一掷千金的“热情款待”。却让他的心里大不以为然,抗战那么艰苦,重庆竟然还这么奢华。后来陈嘉庚又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就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前摆了小桌招待他。从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来新鲜青菜,主菜是邻居大嫂送来的一只鸡,这顿饭却让吃过见过大世面的陈嘉庚大为感动。他正是通过这顿平时很难吃得上的饭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陕北高原上的气候还有点凉,但窑洞外面的阳光倒很温暖,毛泽东就和他对坐在小院的太阳地儿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次长谈。
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毛泽东就进入正题,谈话直截了当,又生动多智。随着他的谈兴越来越旺,身上开始发热,便不经意地解开了裤腰带,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极其自然,就像是交谈中必不可少的动作,能给谈话助兴,还可以加强话里的意味。
俗云:“穷生虱子富长疥”。黄土高原本就干旱缺水,又处于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连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经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对面的美国人大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的时候,竟能这么无拘无束、坦坦荡荡地处理自己身上的这些寄生虫,格外洒脱自如,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泽东身上有种东西能使人的灵魂着迷。也真难为这位美国记者,毛泽东不拘小节地当着他的面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着迷。看来人只要放得开,“土”有土的魅力,“洋”也会有洋的味道。
毛泽东要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却没有一身稍微能看得过眼的行头,大家帮着跟一个刚从内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装,找苏联军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临上飞机前穿戴起来,“总导演”周恩来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问他自己感觉如何,他也觉得不大自在。
周恩来灵机一动,回窑洞翻出自己在法国戴的博士帽,往毛泽东的脑袋上一扣,效果登时大变,这顶帽子竟然把整个人都给抬起来了。
众人一说好,毛泽东自己感觉也自在了许多。他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动着白色博士帽。从此,那顶帽子便成了他郑重其事时一个标志。
单从人文角度说,以毛泽东为灵魂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期间或许才是鼎盛时期。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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