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保存了9万多册书。他对书籍的涉猎之广,令人咋舌。比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写有《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他还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等等。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第二类是近代以来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倡导大家都来读书。他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详细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实践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令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但从毛泽东的读书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不仅是提升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本报记者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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