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8日电《香港商报》4月18日发表文章说，在美中经贸关系上，美方仍集中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业)，保尔森还表示欢迎人民币加快升值。中方则要求美方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减少贸易及投资障碍和开放市场。总之，对话不能单是美方向中方施压，中方也应强化对美方的反要求。

　　文章摘录如下：

　　4月初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为年中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双方谈到一系列的经贸关系问题，保尔森还在中科院发表了关于能源与环境的合作伙伴关系演讲，显示这领域乃两国目前的合作重点。在这方面两国已有十年计划，共同进行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可持续性。但在其它方面，双方仍有很多分歧，短期内难有协议达成。

　　在经贸关系上，美方仍集中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业)，保尔森还表示欢迎人民币加快升值。中方则要求美方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减少贸易及投资障碍和开放市场。总之，对话不能单是美方向中方施压，中方也应强化对美方的反要求。例如在汇率上，中方应如欧盟般要求美国稳定美元，勿再放任其贬值；在市场开放上则应要求节制反倾销、反补贴及337条款等变相保护壁垒的运用，并消除对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政治干扰。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在大选年更形高涨，不单贸易保护措施日多，对投资的保护同样在强化；过去有中海油事件，今年又有华为收购3COM受阻，而且还正就主权财富基金制订监管规则，中国的投资也将受到影响。

　　总之，中方必须坚持对等原则：开放市场及消除壁垒应要双边并进，若美国不在反倾销等措施及投资干扰上作出重大改变，则中国无必要对美扩大开放。特别是金融业涉及金融、经济稳定以至国家安全，对开放尤须审慎，以防欧美的金融问题(如次按及证券化等)乘虚而入。此后，美国既要强化监管财富基金，中方也应同样对待欧美的对冲及私募基金，不符要求的不能由QFII或其它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也不能让QDII向其投资，从而保障中国的投资者及市场安全。

　　对于美方的一些观点，中国也应从理论层面上加以澄清，以防被似是而非的东西误导。如在人民币方面，美方指加快升值有利减低通胀，并令币值更能反映经济基础，也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是：

　　一、目前的国际商品主导型通胀具有比价调整的特点，故不宜以升值抵销，否则是变相补贴而不利于节能减耗。

　　二、升值的不利影响因渐进升值及企业采取抵销措施而减缓，且在一定程度内，出口放缓的影响也可由增加内需抵销，但若升幅累积更大，不利影响将更快甚至会突发性浮现。

　　三、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能力日强，和利用外资追赶先进的两大历史性转变，人民币升值未必能加以改变，如当年日圆在广场协议下被逼升值后，日本的顺差亦未有明显减少。现时问题其实是在美国既不思进取提高竞争力，反力图以贬值(如逼人民币升值等)来脱困，乃“香蕉共和国”的低劣行径，但最后必被通胀高升及美元危机并发所阻，脱困不成反更深陷。

　　为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美国一直鼓吹金融自由化，并向西方开放资本市场，指由此提高市场效率，可增加回报而减低预防性储蓄，但如不这样做将影响发展云云。是次访华，保尔森仍重弹这些老调，却显然与时势相违。最近欧美的金融危机已引起了加强监管的呼声。索罗斯指自1980年起的放开监管终酿危机，英国评论家马丁•沃夫亦指，贝尔斯登事件反映自由化已走到尽头，欧美也再难向中印等国兜售自由化。

　　美国有的是单边思维，只强调自由化之利却忽视其风险：自由化可提高回报，却也可令人倾家荡产。中国正因未有自由化才能在1997年及目前的危机中受影响较轻。因此，在欧美未理顺其金融体系，和未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管体系前，中国不宜全面开放金融。过高储蓄影响发展之说更属无稽：中国正因高储蓄带动了高投资及高增长，避免了如美国般走上高负债的借贷型经济之路。美国状况实已一塌糊涂，保尔森还有颜面去训导别人，面皮之厚确令人惊讶。无论如何，中国今后对美国言论应有更高警惕，更应视美国情况为反面教材。(凌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