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2日电 香港《文汇报》2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面临考验》的文章说，如何有效地应用宏调政策，将通胀抑制在合理的区间，以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增长，至关重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调控国家经济的两架马车，微、宏各有侧重，彼此不能偏废，应加以配合应用。尤其在当前“内热外冷、结构性通胀突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的积极配合与应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文章摘录如下：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内地CPI(消费物价指数或通胀率)同比上升7.1%，主要由于受南方特大冰雪灾害的影响，供应阻滞或短缺，导致食品价格上升18.2%；油脂价格上升37.1%；肉禽及相关制成品价格上升41.2%；猪肉价格上升58.8%。由于去年6月以来受种猪蓝耳病的影响，猪肉供应严重短缺，致使猪肉价格大幅飙升，急速推高通胀指数，结构性通胀特征较为明显。虽然政府及时采取引导鼓励和农产品结构性调整措施，但猪肉由供应短缺到供应平衡，仍有10个月至1年的发展周期，加之经济持续增长，资产价格泡沫续升。因此，今年中国内地通胀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抑制通胀、保障民生”将会成为下月全国“两会”(人大、政协)的焦点。根据当前所面临的内外经济形势，如何有效地应用宏调政策，将通胀抑制在合理的区间，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首先，由于受次按危机蔓延的影响，美国为挽救经济颓势，自去年9月18日以来，已于6个月内连续5次快速减息，将联邦基准利率由5.25厘减至3厘。有关机构预测，美国今年仍有0.75至1厘的减息空间。而中国却为抑制经济过热和调控资产泡沫，已于一年内连续6次加息(一年期存款利率4.14厘；一年期贷款7.74厘)和连续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5%。由于年内美国减息趋势犹存，且与中国利率政策呈反向运行，若美国继续减息和中国加息，必将拉阔两国的金融利差，导致投机流动性的快速移转和环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对中国以加息为主轴的货币政策应用构成较大压力。因此，未来货币调控政策的应用，应倚重于稳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金融信贷规模。

　　　其二，由于近年中国外贸出口强劲，外汇储备续创新高，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形势下，势必加大央行的人民币结算支付总量，并为市场持续注入流动性，这也间接助推了通胀的上升。为缓解外储迅增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已显著回落。但由于我国汇率改革的渐进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仍然存在，仍吸引海外投机游资的驻留，不利于压抑通胀，并形成我国经济泡沫暴烈的隐忧。因此，为有效抑制通胀，应加速和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遏制投机流动性的泛滥。

　　　其三，根据港府最新公布数据，香港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总就业人数已超过355万人，创历史新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仍维持去年11月创下的历史新低，分别为3.4%和2.1%。且近期香港股市受美国次按影响迅速回调近万点，当前港股市盈率已回落到15倍的合理价值水平，加之A股与H股之间存在较大溢价。可见，作为国企红筹已占据半壁江山的香港股市而言，已显现投资价值。香港市场也可作为内地流动性有序引导和溢出的价值洼地。根据花期银行最新发表研究报告：今年首周离岸亚洲基金净流出达4.61亿美元，以中国和印度基金撤离最多。截止今年2月13日，中国内地亚洲基金净流出已达20.03亿美元；而香港则获基金净流入达176.7万美元。因此，有关方面应加快金融资本的市场化改革，早日推出“港股直通车”策略，既充分利用价格杠杆，有效泄洪分流，又创造条件，扩充国民财产性收益，并有效控制通胀，压缩经济泡沫。

　　　其四，解决结构性通胀的本质问题，关键还应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货币政策的应用通常能抑制和缓解流动过剩与通胀压力，但受环球同业市场相关政策的影响，较难独立发挥作用。而财政政策与经济结构布局紧密相关，其运行也相对独立。可见，在采取紧货币调控政策的同时，辅予适度松紧的财政政策，将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并生成更好的调控效果。因此，应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税收调节和经营财政”等三大财政职能，促进产业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

　　　一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粮食生产”等基础领域，应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引导分流、保障民生，促进和谐发展。

　　　二是对高度垄断和完全竞争性行业(如资源、电力、电信、金融等)应加快市场化进程，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实行供求联动，并加大税收征管和调节的力度，以调节货币回笼和扩充经济、民生发展资本。

　　　三是要立足国际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国家“经营型财政”。当前，中国主权投资机构“中国投资公司”已应运而生，使国家财政储备与主权基金投资境内外资本市场成为可能。因此，应抓住欧美市场受次按危机重创而出现的银根紧缩、息口走低、资产贬值等价值投资机会，积极展开海外金融及相关资产的并购行动，既可壮大财政投资收益；又能为中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渗透国际资本市场和构筑起外围金融防御体系。同时，更能为国家激增的外汇储备和市场流动性开辟分流、投资的渠道，以达到控制资产泡沫、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马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