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中午,在权威机构对外公布乔洪事件定性的前几个小时,茅台本部召开了全国经销商大会。
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每年的经销商大会都是年底举行,今年的市场规划早已完成布置,这个时候开会,“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经销商们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各省均有2-3家、共计百余人参会。不过他们都显得很谨慎,无论与记者面对面交流还是电话采访,均不愿多谈。
记者在现场发现,会议室大门由4名保安把守,持有参会证方可出入。
茅台方面在会上向经销商承诺保证货源,销售公司重要人事不变,并重申传闻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影响。
也有参会人士称,乔出事一定与经销商有关,因为2002年赴韩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大多为经销商”。这正好印证了贵州省纪委的相关结论。主管市场营销的乔洪,从陷入这场风波开始,就一直与“涉嫌受贿”难脱干系。
“下海”茅台
2000年,作为中国最早国有企业之一的茅台酒厂改制上市,时任贵州省轻工厅分管酒业的副厅长乔洪顺利成为总经理人选。随后,该厅因机构改革被撤消,职能转交给相关行管办和轻工联社。
乔曾经回忆:“每次从贵阳到茅台,印象深刻的是绵延近300公里的蜿蜒山路,如同这个大型企业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时并不轻松的转型。”其实对其本身而言,到茅台并非如外界传言只是看上“国酒”这个牌子和优厚待遇。因为乔入主茅台最初的一段时间,推行“年薪制”对初涉市场经济海洋的茅台,仍是一个颇具争议和遥远的话题。
由超脱轻闲的政府官员,到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企业任职,这样的转型在外人看来同样并不轻松。不过几年后乔的心绪有了转变:“茅台是个需要亮出真枪实弹的战场,充满了变幻和危机,让我兴奋,我很喜欢。”一向注重实干的乔洪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员工着装上班,持证上岗。而本报记者曾经目睹,一名穿着拖鞋的职工双腿粘满酒糟就闯进新任总经理的办公室。
对于弃官经商,乔洪用“毫不犹豫”、“欣然”两个词形容当时的心情。在他看来,茅台是个极好的平台,可以有所作为。这也与外界评价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思想活跃,喜欢学习”不无关联。
多位采访过乔的记者发现,他有极强的学习和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强,一直坚持每月看一本书,到茅台后还给职工推荐书目。尤其是他在电脑运用方面的熟练程度,深得众人钦佩。
营销出彩
在乔洪加入茅台之前,茅台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营销还很远。
1997年以前,茅台酒是计划加批条的时代,没有批条根本买不到,一张批条可以卖到十多万元。此时的茅台根本没考虑做市场。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紧缩,全年两千多吨的销售任务,到6月份仅销出六百余吨。这被董事长季克良认为是“茅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并不深谙茅台生产工艺的乔洪,上任后就全面展开市场开拓。茅台随后整个营销和渠道的建设,都是在其主持下展开。他注重终端市场的开发,在全国大规模铺设专卖店。并不断开发各种不同规格、不同系列、不同品种的酒。在其主导下,茅台还为机关、团体和知名人士定制专用产品,为党政军部门和大企业封坛窖藏酒。
茅台很快走出低谷。至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30.1亿元,同比增长25.4%,不及五粮液一半的销售额,净利润却紧逼五粮液,达到8.21亿元,同比增长了39.8%。
乔自己坦承:“我到茅台之前,茅台的销售额只有9.8亿……到2006年销售额达到62亿元……价格也随之提高,从1999年的168元/瓶提高到今年的358元/瓶,市场价格达500元/瓶……茅台股票也成为中国第一股。”
舆论普遍认为,这其中功劳源于以技术权威著称的董事长季克良和同样以务实擅长的党委书记袁仁国等组成的管理团队,虽不能全归于乔一人,但起码他功不可没。
为官为商
乔洪幼年随父母从山西来到以人口众多和贫瘠闻名的贵州毕节。1960年代末参军,1975年退伍,先是在毕节地区广播局工作,后任毕节地委机关秘书、科长、团地委书记,在贵州最穷的县之一纳雍县做过县长,当过地区轻纺工业局局长。
胡锦涛总书记主政贵州时,将毕节定位为扶贫改革试验区,使地处偏远的这个乌蒙山区渐为世人关注,一大批经过艰苦环境锻炼的毕节干部被输出到省内重要领导岗位。
同样历经大环境磨练的乔洪凭本事崭露头角。1996年,贵州省公开招聘轻工厅副厅长,43岁的他通过招聘考试顺利获任,主管全省酒产业,仕途由此一片光明。在此期间,乔曾亲率工作组进行了习酒公司的破产兼并和贵州珍酒厂的解困,这也是其得以入主茅台的原因之一。
不过刚到茅台时,乔并不被人接受,直到经营业绩有了提升,其能力才被认可。“人缘好,负责,严谨,儒雅,在做市场上很有水平。”茅台销售公司一位中层如此评价。
熟悉他的经销商说,乔人很和气,做人处事都值得称道。而茅台当家人季克良对他的描述是:思想活跃,懂专业,能够引进新的思维模式,与茅台传统文化相融合。
数位与乔有多次交往的人士评价,乔健康、时尚、阳光,脸上总挂着笑容,且爱好广泛,尤其喜欢足球,有一大批球友。他还热爱音乐,喜欢自驾游和高尔夫运动。
也有舆论认为,乔在主政茅台销售期间实行的“限量提价”策略,使茅台及系列酒价格在产量并未大增下大幅上涨,产生巨大“寻租”空间,可能为乔如今落马埋下隐患。
对媒体的一些猜疑性报道,截至发稿时,本报记者并未从有关部门获得证实。(田锦凡、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