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拉动力黯然失色

　　“形象地说，消费就是把买来的东西使用掉，与投资比，它是看不见的，因此它的拉动力更容易被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跃勤博士接受采访时说。消费是整个经济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

　　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也就是说，投资边际效率随投资额的增加而递减，而消费边际效率则随消费额的增加递增。因此，消费是检验投资、生产有用性的标准，是投资、生产成果检验的重要环节，它引导投资、生产向更好更高方向前进。

　　数字显示，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对目前消费现状，林跃勤博士指出，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年均增速为8.6%,就绝对值来说，消费的增长还是可以的，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与26%的投资增长率相比，消费还是相对滞后。投资在拉动经济中的比例在上升，消费在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在飞速发展经济中的拉动力仍然黯然失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指出，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说过,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大国,发展经济更多的要依靠国内市场,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中国经济拉动主要靠出口,采取粗放式经营的状况一定要改变,从长远发展看,一定要启动内需。他分析说，目前消费低靡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没钱买东西，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例太小，最终导致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企业生产出的东西百姓买不起，消费的低靡最终影响到生产的发展。与消费率走低的状况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同时，受到城乡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储户结构与收入不对称。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拥有的存款并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费的人，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而真正有钱的人，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使用现有资本使财富增长，而不是先把手中的这桶金消费掉。

　　“中间小，两头大”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大的因素。“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很低，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消费倾向虽然很强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却很弱。”林跃勤博士就此分析。“在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支点和核心，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良好运行，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年成长率仅为0.7%左右，跟俄罗斯相比，这个速度还是慢了。由于中产阶级没有准确的概念界定，我个人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净资产有一百万元，家庭年收入二十万元以上，以这样的条件衡量，目前中国约有中产阶级五千万到一亿人。”

　　李义平教授对此也持同样的态度，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三个阶层对储蓄、消费、投资的行为有较大差别。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比例很小，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投资。中等收入阶层，日常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他们的消费正日益转向新的享受性消费热点，从而日益成为消费的主流人群。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最近对六座亚洲城市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储蓄与消费模式进行了调查，它们是香港、吉隆坡、上海、首尔、台北和东京。调查显示，上海此类人群的消费倾向性最高。接受调查的上海人有3/4说，他们赞成以下的说法：现如今人们会选择均衡的开支与储蓄模式，而不会一味存钱。

　　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低收入者即使有钱也尽量节约消费，对此林跃勤博士指出，城镇中低收入者和农民是消费的主力人群。他强调，“提高他们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中产阶层比例较小，占人口2/3的农民增收是个很大的问题，加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约有12亿人，他们的消费能力较弱，对扩大消费影响很大。中国的消费问题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差异较大。在本来收入增长比较慢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从而成为对消费最大的制约因素。”

　　实现投资和消费协调发展

　　“扩大消费任务重，形势也很严峻”，李义平教授强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最为根本的措施，此外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改变居民不敢花钱的现状。”

　　林跃勤博士指出，要扩大消费，首先要调整收入分配，去年税收收入增长比为25%，城镇居民增收比为10.4%，农民增收比为7.4%，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比不上税收的增长速度。因此国家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由国家和企业占主导向个人倾斜，保障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收入，使得第一次分配比较公平，第二次分配更加公平。

　　林跃勤博士指出，提高收入的同时要改善消费环境。我国一些地方对小额生产者创业限制较大，导致我国个体户每年减少一百万，这对就业、消费、经济发展都是很不利的；服务业发展滞后，还不能提供包括理财、金融、法律咨询等个性化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农村2.4亿个家庭，消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38万台的家电需求；商品的质量、售后服务、品种还存在问题，现在在西方商品种类有140万-150万种，而我国只有40万；此外还应该建立企业信誉评价机制，避免价格和合同欺诈的发生。

　　其次，我国居民预期收入不稳定，而预期支出却是刚性的，预防性储蓄率持续走高。因此，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个人认为，社会保障不应是锦上添花，而应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要把农村贫困人口、残疾、失业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他介绍说，改善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中之重，要发展农业深加工，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改善农民工就业，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要给予适当的金融支持，比如小额贷款等，降低审批和准入的门槛。

　　“扩大消费的前景是很好的”，林跃勤博士介绍。来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表明，未来的20年内，中国经济将逐步摆脱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消费者将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根据麦肯锡中国消费者研究中心调查，中国家庭储蓄率未来会逐步降低，城市家庭的储蓄率目前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预计在未来的20年内还将下降。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储蓄率的逐步下降，在未来的二十几年内，购买力将大幅上升。城市的真实消费力将增长五倍以上，从2005年的3.7万亿人民币(4460亿美元)上升到2025年的19.2万亿人民币(2.3万亿美元)。居民收入的增长，使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将在2015年超过德国。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接近日本的水平。

　　温家宝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落实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机制。继续落实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及调整相关人员待遇的政策措施。“这些都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措施，比如工人的最低工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问题，医药改革和药品价格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有关部门付出很大的努力。”李义平教授说。(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