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持续奋斗160多年，终于开始实现国家的崛起、工业化的崛起和经济总量的崛起，并向技术崛起和文化崛起扩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建立强大国家，结束战败和内乱；出现特大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年轻，储蓄率高，长期保持40%的储蓄率，投资数量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国内外经济提供4亿廉价劳动力，现在又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在家庭、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充分、最艰苦的20年教育投资，为未来技术管理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最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在2019年老龄化到来之前，我们还有12年时间，这12年所增长的GDP，将有可能达到前58年的3倍以上。有这样的财富和市场扩张前景，国际资本对中国财富的估值提高，巨额资本正在也将会不断涌入中国，这说明中国崛起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国内资本供给大于需求的流动性过剩。可以说，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财富激增的时期。

　　没有必要压制财富的焕发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力往往总会被低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真实国力，认为人民币与美元的折算应该长期保持在1：4到1：5之间，这种论点被中国学者归纳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事实上，以出口成本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了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高估了外贸依存度和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性。某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认为空调需求饱和；后来继续断定汽车、电脑不能进入家庭，多数居民买不起住宅。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以国债投资进行基本建设，受到无数批评：马路太宽，港口机场太多，效益太差，腐败太甚，事实上，这一政策奠定了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2000年以能源消耗太少为理由，认定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2%。无数舆论曾渲染“地方官员以数字出政绩”，中国经济必定高估。实际上，中国第三产业严重低估，国家统计局2004年底把GDP一次性提高20%。加上每年10%增长，中国GDP五年翻了一番，2006年年底突破20万亿人民币。按年增10%计算，2013年有望达到40万亿人民币；再按年增8%计算，2019年可达64万亿人民币。按1：6汇率折算，为10.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现在的规模。

　　低估中国与迷信“均衡市场”有关。一些人认为，中国超常速度的非均衡发展不符合经济学“均衡”模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正规”、“不规范”，所以中国财富的增长也“不能持久”。然而，市场经济往往是不均衡的。当代国际投机资本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在《相信自己的虚妄》一书中写到，均衡市场虽到处存在，对投资者却没有意义，因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率，发现和利用失衡才能获取暴利。他进一步意识到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可能有“历史性机遇”，实现非均衡崛起，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必要惊呼什么“流动性过剩非常危险”，也没有必要害怕和压制财富的焕发。中国人富裕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中国战略调整的总方向应是缩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目前，我涉外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出口导向战略造成汇率低估和廉价出口；长期国际收支双顺差，巨额外汇净外流，收益低下；对外资的优惠又提高了外资收益，这等于中国在补贴美国和全世界。人民币适当升值，将有助于结束“出口贫困增长”，让过去外流的财富，回流来反哺中国。同时，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财政政策鼓励民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采取收入分配政策，严厉打击腐败，提高人民购买力、扩大内需，这都意味着中国不仅在高基数上持续GDP高增长，而且人民收入将有更大增长。相反，如果低估中国国力，比如，忽视人民币升值的内在理由，在国际上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严重预期，则会引起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引发金融安全等问题。

　　不能让财富在泡沫经济中消耗掉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手足无措。关键在于预先化解危机因素，只有这样，中国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的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并且转化为更长期的全面发展。在2019年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中国如果不能在这12年内有效利用这巨大的财富，不能转变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就会大大减速。

　　事实上，任何过剩都是相对过剩，中国有几大领域非常需要钱，比如国防、环保、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农村与扶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纠正各方面的不平衡都需要花钱。但市场经济机制不能自动把钱引进这些领域，只能涌进股票房地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把目前相对过剩的流动性，转变为真实的国民财富和国家竞争实力，而不能让它在泡沫经济的兴起和崩溃中消耗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发挥强大的，正确的主导作用。把未来12年即将实现的数十万亿的人民币巨大财富有效引导到上述几个方面。国家投资和转移支付必要也有限，必须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完成国家战略，这才是对我们国家能力的最大考验。

　　在国家引导流动性方面，美国股市最为成功。美国直接使用国防部力量建立互联网后转为民用；在20世纪90年代大牛市中策划了网络股神话，利用民间和世界资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虚拟空间，实现了新科技革命。目前，储蓄不足的美国仍旧可利用全世界的流动性，平均每天至少有25亿美元进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因为不能运用过度的储蓄而崩溃，如中东产油国以垄断价格获取巨额财富但无力运用，不得不存回发达国家，石油涨价反而促进了西方国家的新科技革命。日本在西方大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压力面前，放弃了田中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放弃了以启动内需和保障资源为目的的海外投资，在货币过度升值的情况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资本流向房地产和股市造成泡沫，经济随之崩盘。

　　目前中国也面临类似“财富集中涌现，流动性相对过剩”的考验，这是一种对穷人和穷国突然暴富的考验。在金融方面肯定会出现一个大发展，政府应该顺势而为，充分发挥股市的潜力，在大牛市中加速企业上市，尽早推出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创业板；可以设计各种有社会功能的基金上市融资，某些国有股权也可出售转变为社会保障基金，同时成为股市平准基金。当然，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不可盲目推出，金融深化和发展应该与监管能力配套，防止过度投机；人民币尤其不能急于宣布自由兑换，防止国内腐败资金集中外逃；国家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保持稳定的能力不能削弱，而应加强和不断改进。

　　有了许多国家因突然暴富而垮台的教训，相信中华民族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但需要我们在思想、战略和政策上有一系列新的调整。中国崛起的新阶段已经开始，几代中国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能否实现并且使全中国人受益，成败在此一举。(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