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中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除公布北大每月给自己的工资，阿忆还像记流水账似的将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居然为入不敷出。由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此举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北大副教授孔庆东随后力挺阿忆，称这绝非哭穷，只是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

　　诚如阿忆在博客中所言，“俺在正式调入北大之前，早已挣够传说中的外快”。他站出来说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同行们鸣不平，但也正因为如此，阿忆之哭穷，无形中上升为了“北大教授哭穷”，乃至“全国教授哭穷”，同时，他的辩解，也就成了对大学教授“搞外快”的合法性进行解释。

　　只是，公众对“北大教授哭穷”很不买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授哭穷的“比上不足”，在公众眼里是“比下有余”。在公众看来，近5000元的工资，已经是普通人的好几倍，再哭穷，别人怎么过日子！人们难免要质疑所列支出的合理性，因为“消费无止境”，近5000元工资尚且高喊“该怎么活下去”，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何况，大学教授这个职业，有更多出售知识乃至仅仅是出售身份的机会，无论公众是乐见还是恶见，教授们事实上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包括那些明显不穷的教授。因此很难说，教授走穴和教授贫困，一定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相信只要机制允许，绝大多数教授都不会嫌钱多；而如果机制不允许，真的“活不下去”的教授，也一定少之又少。正因为如此，“北大教授哭穷”在公众看来，很有点像垄断企业的“亏损报告”，本质上就是一张“涨价的王牌”。因为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从“北大教授哭穷”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自己的钱包——教授哭穷了，自己掏钱的日子还会远吗？已经高企的高校收费，岂不是还得攀升？

　　当然，公众不能接受“北大教授哭穷”，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教授们“不惮于”与公众公开谈钱，这与公众所认可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巨大反差。在公众心目中，或者说在梦想中，顽固地认为大学教授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公众在他们身上有深重的寄托和冀望，而不仅仅是为一部分人提供一个叫“教授”的饭碗。教授固然需要一份体面的生活，可是教授更需要一份职业担当和社会责任感。

　　阿忆公布的支出中，一小半都是用于子女教育，这说明北大教授们也是知道教育负担之重的。可是，他们的亲身感受，并没有转化为对民生之痛的关注和进言，而只是化为“搞外快”的动力而已。甚至于，他们一方面对中学的“苛捐杂税”不满，一方面却又对高校的高额收费不发一言。他们是中学高收费的抨击者，却同时又是高校高收费的受益者。他们的痛感仅限于私人利益，而没有上升为民生之痛。他们的哭穷，也就不能让人接受。

　　(稿件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