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显然是2009年中国“两会”的最大热点，几乎所有人都在谈金融危机。在本报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问路中国经济”两会系列访谈直播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的院长程惠芳，与“环球财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一起就危机的根源与中国对策进行了深入研讨。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上会前不久，程惠芳刚从美国做调研回来。“这次危机对美国人生活影响太大了！我认识很多教授，退休金、养老金都在股票市场上，市场下跌，现在剩下的钱连零头都不到，退休金都没着落了。”她发现，危机前，“在美国，财富就意味着买房子、买股票”，而股票崩盘、房价下跌，好多美国老百姓“都负资产了”。

　　向松祚去年年底去纽约开会，感觉酒店、餐馆很萧条。在街上打了辆“黑车”，司机竟然是一位失业的电子工程师，他太太是某大学的教职员工。“纽约按道理来讲是最能抗危机的，但他们也在节衣缩食。”

　　系统地研究了美国60年来的经济数据，程惠芳注意到，美国产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加起来占美国经济的70%。而汽车、化工、机械、装备等制造业，加在一起才占13%左右。这说明，1980年以来伴随美国制造业不断向国外转移，美国经济就是以房地产、金融和个人消费支撑着。

　　由此引发的最大社会矛盾是“两极分化”。玩金融的高管们的年薪成几何基数增长，而在一些传统产业的工作者、一般美国老百姓的收入不增反降。程惠芳的统计发现，美国过去25年，有15年平均工资是负增长。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方面是房地产和金融互动催生了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是制造业转移，大批工人失业，同时高技术产业比例也下降了7%。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小，虚拟经济无限膨胀。一边是用“次贷”刺激消费，鼓励没钱买房的老百姓买房；一边是金融衍生品越玩越大，这样矛盾积累起来，必然爆发危机。

　　在向松祚看来，这一轮全球范围巨大的危机，根子还是“美元过度发行”。但他强调，这一次“不是美国一家的危机，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真正大的危机，”如果各国不对此有充分共识，就不可能找到真正出路。

　　危机给中国带来“战略拐点”

　　美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负增长6.2%，已经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依据历史经验程惠芳预测，1932年时大萧条经济负增长达13%。“看来这次危机最糟糕的估计可能达到负10%的增长”。

　　而向松祚表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将远远超出中国人的估计，“我个人判断有可能到2011年才会出现转折。”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如何应对？

　　在浙江，企业在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比如娃哈哈等以内销为主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而万向集团做汽车零配件，以外销为主，就比较艰难。据说，万向的掌舵人鲁冠球在危机严重的一段时间，好多天睡不着觉，他对朋友说，做企业35年多了，自以为很成功，可以盖棺定论了，而这次危机到来才发现言之尚早。

　　程惠芳认为，两会上透露出的信号很明确，中国政府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振兴十大产业计划等“一揽子计划”，目的是要确保中国实体经济的安全。“我们省的代表讨论，总结一句话，有信心就有思路，有思路就有出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恰恰是美国的教训，让中国发现了危险所在。程惠芳说美国产业失衡至少有两点教训让我们吸取：一个是片面依靠房地产、金融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也出现过这个苗头；另一个，有些区域经济、地方经济过渡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行的，中国还是要加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向松祚认为，如果处置得当，中国是最有机会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关键要看，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怎么样把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把潜在的消费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把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他表示，这次危机发生在改革开放30年,恰恰又是一个“战略拐点”。中国特别需要“四个革命”：

　　第一是金融革命。要向美元学习，把人民币逐渐培养成真正的世界货币，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努力参与创造和分享国际的一般购买力，就是“人民币尽快国际化”，以人民币为中心尽快建立区域性货币。

　　第二是消费革命。加大国内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全国70%、80%的人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农村的七八亿人口享受到金融服务非常少。”只有金融市场覆盖到全国，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信用消费、完善信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的消费才能上去，才能构造庞大的内需市场。

　　第三是产业革命。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在装备制造业、教育、医疗领域，允许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打造中国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企业。

　　第四是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应消除“崇洋媚外思想”。“如果中国人提不出一套我们能够解释全球经济、世界经济的思想体系，很多问题就会无解。”向松祚说：“我们应该坐下来，认真系统总结中国30年的经验，这是对世界整个思想文明的巨大贡献。”

　　程惠芳也赞同，“必须要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管理以及背后蕴含的中国文化，而不是盲目遵循西方标准。”她说，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战略机遇”，将使中国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而这里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构建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营销网络、经营好中国的品牌。

　　最关键的，中国政府要加大对骨干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支持他们加快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两会期间，张德江副总理到浙江代表团做客，专门提出浙江企业要实现“狼变虎”、“鱼变龙”，就是要利用一切机遇，打造中国的跨国企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角色是‘中流砥柱’”，程惠芳说，这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危机，中国能否实现力挽狂澜，对世界起到应该有的作用和贡献还要拭目以待，“我对此抱有信心。” (记者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