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从国际知名的跨国巨头到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纷纷采取裁员降薪的措施。当普通职工为丢掉饭碗而发愁的时候，一些企业高管们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薪酬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让我们欣喜的是，在市场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国内一些企业高管主动降薪，激励和鼓舞员工士气，共度时艰，体现出一种比黄金更宝贵的“姿态”。

　　“1元年薪”，高管降薪掀起风潮

　　1月14日，作为民营企业的三一集团率先提出高管降薪，其中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取“1元年薪”，三一其他董事只领10%的年薪，经理层的高管自愿降薪，但降幅不得高于50%。

　　一时间，国内很多企业掀起了高管降薪风潮。不久前，上海市国资委透露，上汽等9家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将率先带头降薪，最大降幅达40%，并缩减差旅费、会务费等开支。河北省国资委最近也下发指导意见，要求出资企业领导层在金融危机面前带头减薪……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在企业不景气的时候裁员，给所有员工留下的，其实都是企业不能与员工共患难的印象。“我把公司当做家，公司不把我当家人”的思想，势必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更难凝成上下一心共渡难关的力量。

　　向文波告诉记者，普通员工不降薪，首先要保证员工的基本生活，而高管人员则是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自动降薪。“越是困难的时候，企业越是要和员工站在一起，抱团取暖，共度时艰。”企业在艰难时期与员工同舟共济，更能激发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工作上的创造力。

　　东方航空集团对管理层实行降薪措施。东航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中高层管理人员降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开支，节约一些成本，但是对整个企业来说，却是杯水车薪。高管降薪之举更多的是给所有员工一种信心，而且这次降薪范围就是中高级领导，并不牵涉广大一线员工。

　　在国外，高管降薪已成普遍潮流。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近日称，在集团重获盈利能力以前，他将仅拿1美元年薪，而且不会接受任何奖金。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2008年和2009年的年薪也只有1美元。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缪荣博士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许多企业在困难时期采取“降薪不裁员”举措，收获的将是员工感恩的心和回报的热情，有力地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

　　100万、280万，“天价薪酬”挑战社会神经

　　2008年，就在中国股民深度套牢、损失惨重的行情下，有媒体揭露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券商国泰君安，2008年开出了人均100万元的“天价薪酬”，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强烈地刺痛了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引起网民的口诛笔伐，而“限薪”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困难时期，一些企业高管脱离经营业绩的高额薪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经愤怒地用“无耻”来形容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中仍高额分红的行为，更不用说艰难度日的普通百姓。在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限薪”已成为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招数”。2月5日，奥巴马适时颁布了“限薪令”：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工资将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随后，欧盟也开始鼓励各成员国借鉴美国提出的“限薪令”，限制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不少国家纷纷出台“限薪令”。

　　在中国，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事件曝光后，财政部向有关单位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人民币，被称为中国版的“限薪令”。

　　虽然面对一些高管巨额薪酬，社会议论纷纷，但目前我国政府并没有关于降薪的明确规定。不过，在央企负责人工作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已经提出，中央企业要尽力不裁员，做到降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企业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业绩降了薪酬就要降，为职工群众作出表率。

　　采访中，一位企业界人士说，财政部对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规定了最高280万元的年薪，这相当于普通员工数十倍的收入啊！而一般来说，这些高管衣食住行无忧，即使薪酬降低一些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而普通职工如果失业，则可能一个家庭都会陷入困顿，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因此，在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整个企业界应该倡导高管降薪，让利、让机会于普通员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彰显企业人文精神。

　　“限薪”避免行政命令

　　那么，在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面对社会大众脆弱和敏感的心态，政府有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为企业高管限薪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不仅对金融高管要限薪，对其他垄断性国有企业的高管，以及那些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高管，如果他们的薪金脱离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他建议，政府不要简单地采取颁布条例来限薪，而是要通过公司制度安排来对这些公司高管进行限制，从而保证公司治理框架是健康的，这样才能发挥薪酬激励作用，提高企业竞争力。

　　一些专家同时呼吁，国有企业在高管薪酬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透明化，高管的薪酬一定要和绩效相关联。另一方面，要对高管的职务消费进行限制，使他们的公费支出也能做到透明化。一方面要反对脱离绩效的过高报酬，防止伤害群众、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搞平均主义。

　　不过，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专家缪荣认为，降薪只是企业应对危机的一种局部手段，不能将其泛化成应对危机的必要手段。

　　缪荣说，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就是建立起了一套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企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来说，在经济形势困难的情况下，企业不仅需要履行经济责任，还需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当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还没有必要由政府强制降薪，而应该注重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产监管机制和企业自身的调节机制，激励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为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此外，国有企业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地区，自身能力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有的企业不通过降薪也能够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经营困难，如青岛港集团通过挖潜增效，在国际航运业务巨量萎缩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2009年首月的“开门红”，不仅保持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还保证了9500名农民工岗位不变、薪酬不变，这样的企业就没有必要降薪。(丁文杰)